风向一变，北二路两侧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骄子宠儿”们开始减产、亏损、下岗、转产、被兼并。对于一线工人来说，最直观的感觉来自于工资。整个90年代，十年间，杨师傅的工资基本都在七百元，甚至出现一连几个月开不出工资的现象。往日繁华热闹的北二路上也开始逐渐衰败。每天上班的路上，再也没有了自行车交相拥挤热气腾腾的影像。取而代之的是欠薪、讨薪，纵横交错的横幅。往日热闹的车间，也成了僵尸车间，只剩机器上落着的厚厚灰尘。

　　北二路上的国有企业群体是另一个小社会。幼儿园、医院、商店都在一个生活圈内，国企像一个大家长，从生管到死。在这里，从来没有秘密，“当时，家家户户讨论最多的就是哪个厂子又倒了，你家有没有人下岗。”“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这是90年代的真实写照。大多数机床厂退休的工人开始从事小商品贩卖，还有一部分虽然在机床厂挂着职，但基本已不来上班，有时会在外面找些零活维持生计。

　　1994年，进口机器设备关税壁垒拆除，机床产品的进口关税提前降至9.7%，数控系统的关税降至5%。涌入的进口机床使中国机床企业的生产环境急剧恶化。李晓岩回忆到，不是没有市场，而是产品跟不上市场。在大企业市场有进口机床，而在中小企业市场，一批反应迅速、灵活的“小机床”也在争抢地盘，“当时，在南方一对小夫妻买些零件就可以拼凑出一台机床，成本优势根本不是沈机可以比的。”

　　1994年，沈机集团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在沈阳市政府的主导下，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沈阳第三机床厂和辽宁精密仪器厂合作发起联合成立股份制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后，四家企业合并而成的沈机集团成立。沈阳三家机床厂合并后有了统一的销售公司。机床的买卖中间会有一部分钱被销售公司提走，这样摊到机床厂的成本相比民企而言更高了。

　　1997年，关锡友成为中捷厂的厂长。当时中捷厂半年发不出工资，与关锡友前后进厂的80多名大学生绝大部分都辞职离厂，只剩下少数几个人。财务告诉他，整个厂子22个账号加起来不到5000块。

　　其实，拨改贷后每年上亿元的利息也成为无形的成本，牵扯着沈机集团的成本居高不下。李晓岩回忆，“1998年初，一厂根本没有钱了，贷款银行也不借。”

　　沈机集团的领导为了脱贫脱困，管理层开始指导全集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一时期，沈机集团的业务可谓五花八门，卖过冬虫夏草、纯净水，拍过电视剧，搞过房地产。甚至还有领导搞“全民销售”，由工人自己找亲戚朋友卖机床，然后自己给自己发工资。

　　从1993年到2002年，沈机集团经历了最困难的十年，这十年也被企业内部人士称为“黑暗十年”。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路风撰写的一份关于沈阳机床发展的报告中有详细的数字记载。十年时间里，沈机集团在岗职工数从27000多人缩减到11000多人，同时却没有进过一个大学毕业生和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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