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的产能开始逐渐恢复。10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首次止降回升。每一只能繁母猪，都代表着更多小猪和长大后的肥猪。产能逆势上涨，给“保供”迫切的各地都打了一剂强心针。

 

　　最新的一次农业农村部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说，力争明年底基本恢复到常年80%左右的水平。

 

　　与此前相比，这次有了一个更具体的数字。以前的几次发布会上，杨振海一直称，“明年有望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非洲猪瘟恐慌仍没有消散。疫苗仍在研发阶段，最快的还处于临床前研究，从临床到应用，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生猪生产都要在猪瘟下突围。

 

　　

 

　　退场

 

　　天还没亮，酒厂和豆腐厂的门口就挤满了人，酒糟和豆腐渣太受欢迎了，不仅论斤卖，还要排队抽签。每天，都有无数三轮车拉着几个大桶，从饭店、食堂、餐馆、酿酒厂、豆腐厂和菜市场出来，桶里是些剩饭剩菜、肉骨、各种食物残余，俗称泔水。它们将会混着糠和玉米，在猪的肚子里分解成糖类、纤维素、蛋白质、脂类和无机盐，最终转换成猪身上的膘和人们餐盘里的肉。

 

　　养猪人喜欢用泔水喂猪，因为便宜、有营养。中国人也喜欢吃泔水猪，因为比饲料猪的肉有弹性，带劲。

 

　　但从2018年8月，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几千年的养猪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未经处理的泔水会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研究表明，泔水成分复杂，经常含各类猪肉制品及生鲜猪肉残渣。非洲猪瘟病毒在猪的内脏里可以存活很久。在中国发生的前21起非洲猪瘟疫情中，有62%的疫情与饲喂餐厨剩余物有关。这些疫情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往往呈多点集中发生。

 

　　非洲猪瘟爆发以来，国家三令五申要禁“泔水猪”。因此，一起受影响的还有用泔水喂猪的主体——中小散户。

 

　　国家虽然没有明确对中小散户发出禁令，但从接连几个出台的政策看，至少不像对规模化大场一样态度积极。

 

　　在去年下半年疫情最严峻的时期，为了减少非洲猪瘟的传播，国家采取大范围的“跨省禁运”政策。但也开了一道口子，允许“点对点”调运。

 

　　比如，山东与浙江“点对点”；河南与上海达成协议，每天供肉1000吨。但该政策只针对大猪场，要求猪场的存栏至少在3000头以上。中小散户的猪依然卖不出，损失惨重。

 

　　2018年10 月 29 日，农业农村部开始从上到下力推“两场”保护，也就是规模化猪场和种猪场。所谓“保护”，其实是清退“两场”周边3公里内的中小散户，目的是在大场周边构建生物安全屏障，抵御猪瘟疫情。

 

　　被劝退的散户有些排斥，更多的是借驴下坡，收下政府的钱迅速从养猪业里抽身。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总畜牧师彭英林参与了湖南的“两场”保护行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散户大多数比较配合。他们早就因为猪瘟而惶惶终日，正好不再趟这个浑水。

 

　　从目前爆发的案例来看，猪瘟来袭，最先倒下的是这些中小散户。他们大多用泔水喂养、卫生条件差，也没有足够的钱来建生物安全设施。但和几百头、几千头的规模场比，散户至少不是重资产，把家养的几十头或最多两三百头猪抛售后，可以迅速变现，提前脱身。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轮疫情都加速了中小散户的退场，也加速了整个养猪业的洗牌。

 

　　“茅草房已经不能住了，现在必须要住进‘高楼大厦’。”衡阳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贺晓霞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跃进

 

　　非洲猪瘟到来之前，中国生猪产业正从以散户为主到规模化为主的过渡阶段，规模养殖比不断提升。官方数据显示，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户从2007年的31.7%上升到2018年的49.1%。

 

　　但从增长曲线上看，生猪产业的规模化进程一直比较平缓，近十年来保持同样的速率，几乎没有波动，直到2018年8月。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楚端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过去10年里，每年平均有500万中小散户退出，非洲猪瘟使他们退出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产业的集中度明显提升。未来，中国集团化、规模化养猪的步伐会越来越快。

 

　　10月份，全国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生猪存栏环比增长0.5%，按1.3万家的这类规模场总数来算，和9月比，10月一共新增了65家5000头以上的规模场，至少增加了32.5万头猪。

 

　　散户退出后空出来的产能，迅速由规模化大场填补上来。

 

　　与此同时，头部效应和两极分化开始凸显。截至今年9月底，温氏集团等10家中国养猪巨头的生猪产能合计接近400万头。也就是说，在全国所有可以诞下后代的能繁母猪中，头部企业就占了五分之一。预计到2019年底，占比将达到四分之一。

 

　　而且，头部企业在市场上抢滩占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2018年位列前10的养猪头部企业共出栏5900万头猪，占全国的8.6%。而仅在2019年前9个月，前10名企业的占比就升至10。 8%，超过了2018年全年。

 

　　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认为，这次非洲猪瘟疫情会导致养猪行业划分为两大阵营，有资金的和缺资金的。只要有充足的资金，就能在非洲猪瘟的冲击下吃下竞争对手的份额；没有资金实力的，在非洲猪瘟冲击下几乎没有机会翻盘。

 

　　不过，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王祖力对整个市场的变化比较谨慎。他认为，大型养殖企业集团正在加大扩张步伐，一些社会资本也开始在生猪养殖产业进行探索尝试。但本次疫情促成的产业升级，对整个市场带来的洗牌效应，在短期内还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湖南省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主任徐旭阳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随着模化养殖比重逐渐增加，整个行业在猪周期冲击下的抗风险能力会总体增强。以省为单位考察，一个省的规模化养殖程度越高，受猪周期的影响就会越小。

 

　　即使猪价下跌的厉害，只要大型企业或规模大场保证自己的资金链不断裂，撑过价格波谷之后，会迎来波峰，并收获巨大利润，以弥补上一波的损失，实现良性循环。

 

　　“这也是未来，我们应对猪周期的一个思路。”他说。

 

　　在国家层面，产业转型的思路也开始清晰。

 

　　2019年9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生猪产业的短板和问题进一步暴露，为稳定生猪生产，要大力促进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的路径是，一方面支持各地新建、改扩建规模化猪场，另一方面鼓励中小猪场与龙头企业合作，通过统一生产、统一营销、技术共享、品牌共创等方式，结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说不再支持中小散户，但至少不支持他们单打独斗，而要抱团取暖。

 

　　最典型的是温氏集团的“公司+农户”模式。这里的公司不是小公司，是指温氏集团这种大的集团上市公司，资产至少在百亿以上，抗风险能力强。农户也不是传统只养几头的夫妻场，而是500头以上的小型规模化农场。

 

　　双方签订协议后，农户只需要负责育肥，由公司负责提供种苗、饲料、技术指导、疫病防治和统一回购销售。

 

　　徐旭阳认为，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是解决了农户的资金问题。尤其是这轮猪瘟对猪场的防疫条件提出了很高要求，“公司+农户”模式降低了入场的门槛。

 

　　另一种主流的规模化养殖模式是以牧原股份为代表的“自繁自养”模式。由公司统一投建大型的规模化养猪场，统一养殖、统一防疫、统一管理。其核心特点是“一体化”，除了育肥环节，公司还自建饲料厂、自行选育优良品种，甚至自行设计猪舍和自动化设备，因此对各个环节的把控能力较强。

 

　　两种模式各有利弊。

 

　　徐旭阳指出，“公司+农户”模式下，主要的挑战是双方关系的可持续性问题。虽然公司和农户签订了协议，但不像“自繁自养”模式下管理的精确和稳定，公司很难监控和阻止农户在高价下私自出售或退出协议的行为。而对农户来说，总抱怨缺乏在猪价高企时缺乏议价权。

 

　　以温氏集团为例，虽然会根据猪价水平动态调整收购价，但整体的调整幅度有限。今年7月，公司只用200元就可以从合作农户那里收上一头猪，而市场的报价已经接近4000元/头。

 

　　彭英林建议，可以让农户入股，以获得分红的方式和公司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但“公司+农户”模式的一个好处是，没有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由于公司负责育种，农户只用养肥小猪，母猪和仔猪分开饲养的模式对疫情的传播有了天然的阻断力。而“自繁自养”的单体规模场，一旦带病母猪生下带病小猪，猪场内就会相互传染，再加上几万头猪都聚集在一起，总体的感染风险更大。

 

　　目前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很流行，但各地根据自己的区域特点，有所选择。在东北等平原地带，地广人稀，容易找到大面积的连片土地，更适宜发展“自繁自养”模式。在湖南、四川等丘陵省份，“公司+农户”模式更容易落地。

 

　　但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浦华认为，在发展规模化养殖上，不能一味地追求越来越大，而要适度规模。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规模化场要合理布局，有多少土地可以消纳猪的粪污，再考虑养多少头猪。

 

　　浦华刚结束了一次农业农村部在河南的调研。他最深切的感受是，非洲猪瘟疫情确实给产业带来了沉重打击，但市场不是缺种猪，也不是缺猪场，而是缺养猪的信心，土地、疫病和市场波动是生猪养殖的三座大山。如何统筹兼顾，合理引导散养、规模场、一体化大型企业的发展路径，非常必要。

 

　　但大的背景，仍是国家对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在战略层面的总体推动。

 

　　近期提出的一个目标是：到2022年，养殖规模化率要达到58%。也就是，从今年算起，平均每年要增加2.22个百分点。而2007年至2018年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年提高的规模化水平为1.93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破局

 

　　2018年下半年，农业农村部连发6份文件规范生猪调运。文件称，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生猪长距离调运是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不符合动物防疫要求以及未清洗、消毒运输车辆具有较高的疫情传播风险。同时，有不法分子在利益驱使下，从高风险省份违法违规调出生猪，部分地区因此引发非洲猪瘟疫情。

 

　　因此，为切断非洲猪瘟病毒传播链条、降低疫情跨区域传播风险，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省相邻的省份暂停生猪跨省调运，并暂时关闭省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

 

　　大范围的跨省禁运政策自此开始。

 

　　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猪价上。冯永辉指出，北方产区的生猪无法运出，造成区域性的供大于求。东北和华北地区的猪价较低，山西省甚至出现过每公斤8元多；而南方主销区因供应减少、制作腊肉等需求增多，供不应求导致猪价上升。南北猪价差异接近最大化，最夸张时几乎达到每公斤十多元。

 

　　冯永辉预计，全国的产能结构将会面临重新调整。

 

　　这是他在2018年底的推测。进入2019年，随着国家层面“分区防控”战略的明晰，很快证实他的预判没错。

 

　　2019年2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全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一定区域化防控方案（征求意见稿）》，将全国分为北部、西北、东部、中南和西南五大防疫区。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对此解释称，中国地域广阔，区域间差异较大，实施分区管理，加强分类指导，可以有效防控动物疫病。这一点已被过去多年的防控实践反复证明，也是成熟的国际经验和通行的做法。

 

　　除了防疫以外，分区防控带来的一个更重大改变是：原有的“南猪北养”格局被彻底打破。

 

　　2016年4月，农业部印发《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依据各地的环境承载力，将全国划为四个不同的养猪区域。湖南、浙江、福建、安徽等传统的南方生猪大省被划入约束发展区，东北则被定位为潜力增长区。

 

　　在此政策下，“南猪北养”格局开始形成。

 

　　在南方，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的“环保退养”进一步加剧。截至2017年底，全国划定的禁养区共4.9 万个，面积63.6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川和山东两省面积的总和。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共21.3 万个。

 

　　大规模“环保退养”对生猪养殖的影响很大。从2015年开始，生猪出栏锐减，在2015年至2017的两年里，累计清退的生猪产能达到6000 万头，平均年均减少产能3000万头。

 

　　与之相对，国家对东北的期待很高。要求东北等潜力增长区的生猪产量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2016年至2020年期间共增长5~10个百分点。

 

　　2017年8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东北粮食主产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四省区实现肉类占全国总产量15%以上目标；到2025年东北畜牧业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国家肉蛋奶供给保障基地。

 

　　可以看出，国家正在通过优化区域布局，积极引导生猪产能向东北等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

 

　　和环境承载力接近饱和的南方相比，东北的确在发展生猪养殖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首先，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东北，玉米饲料充足，价格便宜。而饲料占生猪养殖总成本的70%，玉米又占饲料的70%。按照每头猪每年消耗180公斤玉米计算，东北地区的生猪出栏量要想翻一番，需要消耗玉米约1400万吨，仅占东北玉米年产量的14%。

 

　　其次， 东北地广人稀，集中连片的土地多，适合发展引进大型的龙头企业，发展规模化生产和种养平衡。和南方的丘陵地形比，东北平原有足够的粪污消纳能力。按每亩地每年消纳5头商品猪的粪便测算，内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耕地承载率分别仅为9.5%、8.5%、6.2%和7.4%。

 

　　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峰撰文指出，东北区域优势确有依据，然而政策对东北大规模扩大生猪养殖的客观不利因素估计不足。如每头猪的用水量在4吨~9吨，东北一些地区水资源不足制约了生猪养殖发展。又如严寒气候条件，生猪生长要求较高环境温度，即使是保温能力较好的育肥猪也需15℃以上环境温度，东北养猪的生产设施和设备必须达到较高保温要求，因而成本较高。再如东北一些地区也存在养殖场招工困难的问题。

 

　　大型养殖企业在东北的艰难，从某个侧面印证了卢峰教授的观点。

 

　　据统计，非洲猪瘟来临之前，东北地区在建生猪养殖项目投资已经超过615亿元，2018年底前可新增出栏1540万头。温氏、唐人神、大北农等多家上市农牧企业纷纷落子东北。

 

　　想要在东北“再打造一个温氏”的温氏集团自2010年起就进入辽宁，且动作很大，在辽宁的生猪项目已经达到600万头。在整个东北，温氏生猪出栏项目已经达到1100万头。但直到2018年，8年的时间过去，温氏在东北的出栏不过60万头左右。从2016年到现在，温氏在东北的投入逐年降低，却加大了华东、华中、西南的布局。

 

　　在2018年12月的“全国加强非洲猪瘟防控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的讲话体现出中央在顶层设计上思路的调整。

 

　　他说，“过去我们的想法是想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哪个地方适合养猪，有饲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大力发展养猪，哪个地方没有这个优势，我们就不养猪了。现在看来这个办法从经济效益上来讲，是合适的。但是从防疫上来讲，是绝对有问题的。”

 

　　胡春华强调，要从长期防控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要求出发，科学规划生猪养殖布局。各个省份都要保持有一定规模的养殖量，区域内要大致做到供需平衡。特别是南方及大中城市周边地区，要鼓励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养殖企业，确保一定的自给力，不能盲目的禁养限养，更不能一关了之、一弃了之。

 

　　这样的话，生猪的生产布局要做一定的调整。胡春华表示，这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是长期措施。

 

　　这也意味着，“南猪北养”格局彻底被打破，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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