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话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韩杰才。

 

　　话毕，他又望向人群中向他提问的青年科研人员，补充道：“我们搞科研，就是要敢于吃亏！”

 

　　提问者是刚刚获得第15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的首都儿科研究所生理研究室主任曹春梅，她向韩抛出的问题是：“当科学家遭遇落后就要挨打的‘痛’时，如何从这种‘痛’中走出来？”

 

　　这一幕发生在前不久中国科协年会举办期间的第15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颁奖会上，会上包括曹春梅在内的10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得该奖。有意思的是，当天包括韩杰才在内多位作报告的院士，正是该奖曾经的获得者。于是，出现了新获奖者向老获奖者“取经”、老获奖者向新获奖者“面授机宜”的场景。

 

　　这场“对话”备受瞩目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10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所获奖项的分量：针对历届获奖者追踪统计发现，已有近10%的获奖者当选中科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就此表示，“困难有什么可怕，只要你的目标足够坚定，就可以激发你的热情。各位坚持20年、30年、40年，等到第30届或40届颁奖时，就是你们来分享人生！”

 

　　“最年轻”的启示：敢

 

　　“韦明川，1991年，‘龙江二号’小卫星载荷分系统的负责人；吴凡，1992年，‘龙江二号’姿态与轨道控制主任设计师；邱实，1991年，‘龙江二号’星务管理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夏存言，1995年，‘龙江二号’地面动力与仿真负责人；泰米尔，1996年，‘龙江二号’卫星相机设计师……”

 

　　当韩杰才把这串年轻的名字和所做的工作一一对应“晒”出来时，包括100位获奖者在内的现场观众一片惊呼，“这就是哈工大‘龙江二号’90后团队，平均年龄不到24岁，他们也被称为中国航天最年轻的队伍！”

 

　　今年2月，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刊登一张“地月合影”照片，人们在感叹这张炫酷大片的同时 ，更惊叹于照片背后的“龙江二号”微卫星团队，其主力正是韩杰才介绍的这几位90后。

 

　　鲜为人知的是，团队负责人韦明川早在读大二时就萌生了“做卫星”的想法。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和几位有着同样梦想的同学开始摸索。

 

　　2015年9月，我国第一颗由学生自主设计、研制与管控的纳卫星“紫丁香二号”发射成功。而这颗卫星的学生研发团队负责人，正是韦明川，他也因此被称作“最年轻的卫星总师”。

 

　　无独有偶。韩杰才当天还讲述了另一位青年才俊黄志伟的故事。这位曾拒绝国外多所知名大学邀请，从哈佛大学“海归”来到哈工大的青年科学家，从零开始建设结构分子生物学与天然免疫信号转导研究室。他带领研究团队，仅花费3年多的时间，就先后破解了3个科学难题。团队科研成果第一次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时，他才35岁。

 

　　“他们为什么可以？”韩杰才自问自答道：因为他们敢去碰“最难”的问题，敢在科研攻关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当天，韩杰才以“三代科技工作者的‘怕’与‘爱’”为题作了报告，他说，自己这一代的“痛”更多的是“落后就会贫困，落后就要挨打，人民就要受苦”。这位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科学家回忆自己的求学岁月，“非一个‘苦’字可言”。

 

　　那时，整个高校的实验条件都比较差，韩杰才做实验缺设备，只能到外地去借，去一趟就是一宿的火车。如今回想起来，他年轻时的科研时光，有一部分就是在火车上一宿一宿度过的。

 

　　“而你们，新一代的‘痛’，就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韩杰才说，科研工作者一定要直面问题，迎难而上，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统统解决掉。

 

　　他还以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永坦院士的事迹为例补充道：“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往往是10年没成果，20年、30年也没成果，你们还敢啃这个硬骨头，还敢坚持吗？”

 

　　越高质量的创新，出错风险越大

 

　　在这次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薛其坤讲了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故事，这一发现被国际凝聚态物理界公认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薛其坤团队也因此获得了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按照他的说法，要做到高质量的科技创新，一是要有深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这是科学工作者甄别重大科学问题的前提；二是要有功能强大且独特的研究利器，这是科学工作者在科研过程中增强自信心的基础；三是要有敢于突破已有认知的勇气，这是有所突破、超越别人，特别是克服当下盲目追风、盲目跟随别人走的必要因素。

 

　　薛其坤团队的脚步就未曾停歇，用他的话说，“工作仍在艰难探索之中。”

 

　　据他透露，目前，他带领科研团队正在挑战另一个科学结果——超导中的D波配对对称性，一个科学界认为“十分重要”的结果，该结果曾获得被称作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奖——巴克利奖。

 

　　“所以我们的模型尽管想法奇妙，但异常艰难，验证仍在路上。而且还有学界的人不断在问，这个理论模型可能是不正确的，问问大家，如果是你，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薛其坤说。

 

　　他自己的选择是，勇往直前。

 

　　理由也很简单。“作为一个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必须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就是想解开一些未解之谜，带着好奇心这种强大的推动力，去从事你的科研。”薛其坤说。

 

　　当然，结果也可能是错的，“也有可能再过10年以后，结论证明我当初的想法全部是错的。”

 

　　薛其坤却并不担心。他说，“越是高质量的科技创新，风险越大。科学探索中充满了风险，这种机遇和挑战，也正是我们做科学研究最幸福的地方。”

 

　　有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提出：做科研实验常让人感到枯燥，如何才能坐住冷板凳？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说：一个科研人员的成长，要经历从兴趣出发的热情，到为完成科研任务的责任，再到承担国家使命的自觉，沉浸在这个过程中，就不会感到枯燥。要利用好朋友圈，把自己的冥思苦想变成集思众创，共同把冷板凳坐热。

 

　　薛其坤则给了一个更为“接地气”的建议：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不但要巩固自己的基础理论知识，打造自己的实验技术，还要勤思考、经常思考——少花一点时间，看微信上的新闻。

 

　　“激情”呼唤更合理的人才评价

 

　　事实上，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不仅有“卡脖子”，更有“卡脑子”的问题出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福说，当科学不再完全取决于探知求索的兴趣、当科学家被迫成为“受金钱支配的奴隶”、当科学新秀坚持自己的科学奇想而不被“主流科学”认可、当科学探知过分“功利化”、当科学环境变得不再“利他”甚至自私时，科学的创造力就像是被“谨慎”束缚的花蕾，娇艳欲滴却不曾绽放，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唯有大胆探索方能展现科学的创造力，突破性的创新活动急需补给。”高福说，在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一些有碍科学创新的体制机制和科研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入推进。

 

　　人群中，一位年轻学生站了起来，他拿到话筒便抛出一个略显尖锐的问题：高院士，您认为现在东北人才外流和匮乏的问题怎么解决？

 

　　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高福，后者表示：“这个问题非常好！”他说，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发展靠人才，东北振兴靠人才，转型发展也靠人才。那么，人才从哪里来，可以培养，可以引进，但最为关键的是什么？

 

　　高福停顿了一下说，“评价——公开、公平、公正的人才评价机制！”

 

　　话音未落，全场响起阵阵掌声。

 

　　“如何把人才留住，要营造有利于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要完善现有的科技人才选拔机制，不断健全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高福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也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则总喜欢提及五类人：“怪人”“牛人”“奇人”“疯人”“傻人”，“当我们的校园里，经常活动着这五类人，一流大学、科技强国也就不远了。”

 

　　末了，他补充一句：“可以是做学问而痴迷的‘傻子’和‘疯子’，但不能是油子和混子，不能有庸人和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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