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健是中国矿业大学第十一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在山西大同市灵丘县下辖村参与为期一年的支教。

 

　　他当初决定报名支教团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否认“支教一年能够保研”这一政策的诱惑力，但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用一年的青春去山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关注留守儿童。”与俞健不同，江西理工大学的陈章润17岁时看到一则山区支教公益广告，埋下了支教的想法。2016年11月，正值大学秋季招聘会高峰期，他放弃了3个很好的实习机会，背上行囊，一个人奔赴1441公里之外的云南妥尼村。

 

　　“条件越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我们”

 

　　“短期支教能开拓学生视野、带给孩子新的课堂模式，但它更像是一次假期实践，主要受益人还是大学生自己。在长期支教中，用心教书，才能更大程度地帮助学生。”2016年9月，经历了两次短期支教后，中山大学环境学院研一的顾文明选择休学参加研究生支教团。

 

　　可选择的支教地有4个——云南的澄江、凤庆，西藏的林芝、昌都，顾文明第一志愿就报了昌都。昌都是4地中气候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当地昼夜温差大，晴天时日照强烈，变天时风急雪骤，当地的邦达机场被称为“世界上气候最恶劣的机场”。

 

　　“我想条件艰苦的地方更需要我们，可发挥的空间也更大。”顾文明所在的队伍里，3名队员都是广东人，适应昌都的气候条件，要克服很多困难。加厚的羽绒服从头年10月穿到次年5月，5月后就换薄羽绒服。昌都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市区海拔有3200多米，“有时候高原反应导致缺氧性头痛，晚上睡不着觉”。加上工作强度大，身体吃不消，在平原地区一年都不感冒一次的顾文明，到了高原也接连“中招儿”，“离家太远，怕父母担心，生病了也不跟他们说”。

 

　　严寒、缺氧、想家、饮食不习惯。但顾文明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生活条件与原来差异越大，支教想法反而越坚定。

 

　　在学校对口的3个支教点里，俞健去的也是自然条件最差的一个。他选择这个支教点，是为了历练自己。由于地处山区，孩子们上学不方便，学校采取“上10天休4天”的模式。学校没有澡堂，俞健10天都不能洗澡，只能放假去县城澡堂洗澡。平时吃饭几乎都是馒头、土豆、白菜。他用“接地气”来形容自己和其他队员，“据说去年来的同学不到两周就拉肚子，我们这一批都没什么不良反应”。

 

　　支教更是“支心”

 

　　支教前，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张晓雨想象中的画面，是泥泞不堪的操场、风雨飘摇的教室和穿着破烂的孩子们，但开学后，眼前的一切让她难以置信：现代化教学楼、多媒体投影仪、物化生实验室、塑胶跑道等一应俱全，趋于完备的硬件设施促使她重新思考支教的意义。

 

　　时隔一年，张晓雨有了答案：带去和 教学设备一样先进的思想。在她看来，除了帮助学生提升学业，支教更是“支心”，“给孩子一片家乡之外的广阔天空”。

 

　　村前的大山遮挡了孩子们远眺的视线。张晓雨和同伴“张罗”“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等活动，将一个孩子们不知道的世界带到他们身边。由于支教的贵州一所学校位于城乡结合区域，学生家庭情况复杂，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的比例较高，一些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是“做一个好人、不惹事生非即可”。张晓雨便和其他支教团成员坐上数小时“小电摩”，一路“晃悠”到学生家里，和家长分享自己的成长心得，改变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观念。

 

　　和张晓雨一样，安徽师范大学第三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孙文从未想过四川松潘农村学校的情况和城市学校相差有多远。孙文任教的学校学生基础薄弱，老师投入了很多心血，学生的学习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很多老师失去动力，师资慢慢流失。

 

　　陈章润对此有更深的体会。2016年，他支教的小学有248名学生，却只有8名乡村教师。第二学期，五年级有3个孩子辍学，二年级的一位老师离开沟头去了昆明，暂时找不到代课老师。“这可能就是乡村教育最大的遗憾，孩子因家庭缘故上学困难，学校因老师缺失教学困难。”

 

　　陈章润说，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成为孩子看向山外的另一双眼睛。在妥泥村第一次过平安夜，他特意拉上学校的一位老师，骑着摩托满村寻找卖苹果的。虽然下着小雨，没有圣诞树，苹果没有漂亮的包装盒，但他还是想借“舶来”的“赠苹果”仪式，教会孩子们分享和感恩。

 

　　“想为他们付出每一分钟”

 

　　在学院里，俞健是学生会主席。他曾豪言壮语要在支教学校搞大活动、拉大资助。开始支教后他才发现，把每堂课上好，是最朴素的“硬道理”。俞健曾亲手握着一个学生的手教他记笔记，只是为了让那个不懂得写作业的孩子产生学习的意识。后来，内向、胆小的孩子每天都按时交作业。“用心去发现孩子的想法，就能让他们朝好的方向转变。”

 

　　他有个学生叫曹壮壮，上课时俞健叫他：“壮壮，起来回答一下问题。”平时调皮的男孩在那一刻就像个傲娇的小女生，趴在桌子上，“老师，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壮壮了，你喊我壮壮的样子特别像我爸爸妈妈，你一叫，我就想他们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俞健的心却受到一击。

 

　　“我真的很爱他们，想方方面面对他们好。”俞健打心底里心疼自己的学生们。就在不久前，他组织了一次家长会，许多父母在结束后赶着去往乡镇的班车，许多孩子站在一边一个劲地哭，俞健就一个接一个地哄。“一个姑娘哄完又有一个要哄，弄得我也很难受。”

 

　　他不知多少次被孩子们的热情所打动。有一次，俞健正走在操场上，一名小学生跑来递给他一块糖：“老师，给你吃。”他说不吃，小朋友却非要给他。于是他就一边小跑一边拒绝，小朋友也追着他在操场跑了一圈。收下糖后，俞健提出要给他拍一张照片，那个小学生就像俞健拒绝吃糖那样拒绝了他，两人又在操场上互追了一圈。现在，俞健手机相册里还有那张灰溜溜的小脸，昏暗的光线下，他看不清楚孩子的脸上是紧张还是开心。

 

　　还有一次，历史课代表丁洁去外地参加活动，好几天没能见到。丁洁回来的当晚，俞健去查寝时，寝室灯已经熄了，学生们也早早睡下了。没想到，他刚推门进去，丁洁就坐起身来，“老师，是你来了吗？好几天没见，我想你了”。

 

　　学生们很喜欢听俞健讲历史，甚至抢着去找他“开小灶”。一开始，俞健只是给一个生病缺课的初一学生补课；谁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找他补课的学生队伍越来越壮大。有一次，他正给初二学生上着课，发现门口有人找他。一开门，门口站着一排找他补课的孩子，让他哭笑不得，也让他被孩子们的信任所感动。从此，俞健“想为他们付出每一分钟”。

 

　　“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

 

　　有人说，从松潘回来之后，孙文像是变了个人。孙文也评价以前的自己是个“莽撞少年”，而经历支教之后，他成长了。

 

　　“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从昌都回来后，受学生的感染，顾文明更珍惜学习的机会，也坚定了继续深造的想法。现在，顾文明还保持跟学生互通邮件，回复他们在学习上的困惑，偶尔也当当“正能量导师”。

 

　　孙文也和一些学生保持着联系，即使他的很多学生都已工作、成家，他们还是会偶尔“拉家常”。直到现在，也有学生依然会问他数学题怎么做、作文怎么改。

 

　　离开松潘前，孙文许诺要在学生高考前回去看望他们。去年“五一”假期，他特地多请了几天假，回到松潘。他没想到，这次兑现承诺的旅程中，还会收到学生给他准备的惊喜。他们瞒着他举办了一个欢迎会。“那种感觉，就像朋友久别重逢。”

 

　　对孙文来说，不管是这群孩子还是曾支教的学校，都已经是他记忆中不能抹去的一部分。从支教时起，他的微信名一直没变——“孙大文要去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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