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垃圾分类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是破解城乡“垃圾围城”困局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被认为是国民素质的体现及现代文明的标志和尺度。早在2000年我国就在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开展垃圾分类收集工作试点，随后在全国加以推广，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城市大街上标有“可回收”“不可回收”标志的垃圾桶仍是摆设，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还处于原地踏步的尴尬境地。

 

　　从一些垃圾分类推广相对成熟国家的经验来看，是否将其纳入法治轨道，是影响该项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对于垃圾分类，一些地方作出规定，居民一旦出现垃圾处理不分类的情况，就很可能面临一纸罚单。与之配套的是，一些地方还对生活垃圾分类予以事无巨细的详尽指导，使之内化为居民基本的生活习惯。但是，目前我国有关垃圾分类的规章制度主要为激励性质，在督促个人履行环保责任方面，还缺乏有效的约束性、惩罚性规定。垃圾分类离不开法律法规、可操作的政策和完善的监管体系。当前关键是要建立起与垃圾分类参与者切身利益相挂钩的监管机制，明确垃圾投放、收集、中转、运输、处理等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及其相应的义务。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方案》还强调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于2017年底前制定出台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置等方面要求。由此可见，路线图与时间表是十分清晰的，这也意味着摆在相关部门面前的任务相当紧迫。“徒法不足以自行”，垃圾分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法治引领也需要因地制宜、相互配合。此前在农村调研生活垃圾处理时就发现，不同于城市的分类方法，农村地区习惯分为“可烂”与“不可烂”，许多村民一目了然，也就方便了分类，而后端更为细致的分类则交由相关的第三方运营单位来处理。像这样接地气的建章立制正是推广垃圾分类中所需要的，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不仅仅是“要我做”，更要巧用规则设计来实现“方便做”。

 

　　垃圾分类既是人们生活的日常小事，更是城乡社会治理的大事。政府只有在政策制定、激励机制、宣传教育等方面多管齐下，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好“垃圾围城”这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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