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2月19日报道，前不久，英国顶尖私立学校威斯敏斯特公学（Westminster School）宣布将从2020年开始在中国开办6家分校，教当地学生中国义务教育规定的课程。

 

　　作为一位儿子在上海上学的美国作家，本文作者莱诺拉·朱曾经记录了一些中国教育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中国的义务教育有哪些可取的地方，她认为是数学教学。她说，这应该归功于中国崇尚刻苦学习的文化。以下为莱诺拉·朱的观察：

 

　　在我儿子还是四岁的时候，一天下午，他从幼儿园拿回来了一份满是红笔画的叉的练习试题回家。我问儿子：“这是你在课堂上做的题吗？”

 

　　我儿子难过地点点头。那是一份三位数的数字填空题，我不禁想这个对于只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但是他的老师显然不这么认为。老师在试卷的上方潦草地写着“要更努力，可以得75分的！”

 

　　我儿子认为我应该责备他，对他更严厉一点。“妈妈。为什么你不教我数学也不教我认字呢？”他甚至举出了几个同班同学的例子。“隆隆的妈妈在教他怎么读英语，美美的妈妈在教她加法。”

 

　　就教数学而言我绝对不是一个好妈妈。更令我受打击的是我读了一份比较中美孩子的报道。

 

　　在简单的算术上，比如从一数到十或者写数字，中美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差距在更深一层的数学问题上拉开了：中国小孩加减法的能力是美国小孩的两倍，在应用题上更是完胜。总而言之，中国孩子在数学考试中能拿84分，但是美国小孩只有60分。

 

　　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理论：所有文化都包含了数学，但如果其中一个文化更重视数学，那么他们的数学会发展得更好。

 

　　很明显，中国文化很重视数学。我开始对中国的数学课堂感兴趣。我儿子长大后将面对什么样的数学课呢？为了解答我的疑惑，倪老师请我去他教书的一所上海小学看一看。

 

　　倪老师带我去了一间教室。我数了数，教室里有32名学生。他们都规规矩矩地坐在灰色的折叠椅上，六个或者八个一组，围绕着一张方桌聊天。教室的地板是水泥地，墙上只挂着一面中国国旗。

 

　　倪老师介绍说这些都是七八岁的小孩子，和英国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同龄。我问倪老师：“他们都是绩优生吗？”“不，他们都是普通的孩子，在上海应该是中游水平。”倪老师答道。

 

　　9点整，数学老师周老师从前门进教室，整个课堂立即安静了。

 

　　“上课”“起立”，31名小学生推开椅子和桌子，黑压压像浪潮一样地站了起来。

 

　　他们先对讲台上的老师说“老师早上好！”然而又转身对着我和倪老师说“老师早上好！”突然间被这么多孩子问好，我不由得缩了缩身子。

 

　　“坐下，”周老师说，“昨天我们看视频学习了平方数。我想请你们用点和线展示一下平方数，能不能做到？”

 

　　“能！”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老师随机叫了一个号码“学号2号！站起来！”一位瘦小的男生站立起来回答到，“我算了4的平方数。”

 

　　周老师接着像打机关枪一样对这个男生连续发问。“是几？”“16。”“怎么得来的？”“四点一线。”“几条线？”“四条。”“请坐！”小男孩一下子坐在了椅子上。

 

　　周老师又随机请了一位女生在全班面前展示。“27号！”“我得到了9，每条线有3个点，共有三条线。”

 

　　在教室后面的我有些震惊，我轻声问倪老师：“如果一个学生跟不上课程怎么办？”

 

　　倪老师轻声答：“如果他不理解这个知识点，老师会通知家长给学生在家‘补一下’。”

 

　　课堂的氛围刺激着我的神经。在这间狭长的教室里，桌椅隔开了老师和同学，站在最前方的教师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袖。

 

　　中国的老师想抓住全班同学的注意力。在一堂35分钟的数学课上，周老师问了59个问题，至少一半的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她随机叫学生的学号，不是名字。

 

　　随后我翻看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的旧档案。PISA项目的主管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说中国学生很擅长基础数学，而且学校正在发展学生的深层次思考能力。

 

　　施莱克尔说：“在美国以及很多欧洲国家，我们的课程是每一天一点点地加深难度，我们以为这样可以让孩子沉浸在数学与复杂的现实相结合的生活里。但是这样导致我们给孩子们呈现的都是很浅薄的数学。”

 

　　施莱克尔还说，西方的教学否认“死记硬背”，但是事实是填鸭式的教学是非常有效的。

 

　　很显然，中国的数学、以及其他教学存在不足之处，例如，让小孩子用原本应该用来玩耍的时间学习，在升入高年级后又过分拔高学习的难度。数学优先其他一切学科。

 

　　但是因为英国学校要去中国办学，他们自然希望保留中国教育的可取之处。我想这样的数学课堂应该会出现在新兴的英式学校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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