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遭遇挤兑，这是英国一个半世纪以来首次发生看得见的银行挤兑事件。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只是重大危机中的一个小事件。在北岩事件10周年之际，最简单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否有了安全的金融体系。唉，答案是否定的。银行业的安全性依然低于合理水平。这是银行业有意为之。

作为放贷活动的副产品，银行创造出资金。放贷从本质上说是有风险的。这就是放贷的目的。但银行的债务大多是钱。钱最重要的用途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用作安全的购买力来源。无可指摘的流动性是钱的根本意义。然而当金融变得最为脆弱的时候，银行的钱是最不可靠的。在公众最需要的时候，银行不能满足公众对钱的期望。

这套体系在设计上注定失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是数个世纪来诸多不稳定的源头），各国政府出台了越来越多的保险和抵消式监管。保险鼓励银行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监管机构发现很难跟上银行的步伐，因为银行家们在动力、资源和影响力方面更胜一筹。

众多认真的人士提议激进改革。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经济学家们在上世纪30年代建议废除“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辩称，央行应该成为“不分季节的当铺老板”：在这样的体制下，银行的流动性债务不能超过其资产的指定抵押价值。乔纳森•麦克米伦(Jonathan McMillan)在其所著的发人深省的《银行业终结》(The End of Banking)一书中提议全面废除金融的中介职能。

所有这些提议试图将冒险与公众持有的安全性无可指摘的流动资产分开。将这两个职能集中在一类机构，是招致灾难的“秘诀”，因为第一个职能损害了第二个职能，从而要求政府进行大规模且复杂的干预。这根本不是市场解决方案。

激进改革是可取的，但从当今的政治现实看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台的改革基础上力求改进。我曾参与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有关提高亏损吸收能力并“圈护”(ringfencing)英国零售银行的提议。这两个举措都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但即便如此，正如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维克斯爵士(Sir John Vickers)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改革仍没有让银行承担风险的中介角色与提供安全负债的角色一致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对于银行承担的风险，它们的资本金依然严重不足。

高级官员们辩称，资本金要求已经上调了10倍。然而，只有在依靠风险加权这种“炼金术”的情况下才算得上是这样。在英国，实际杠杆率只是减半，至大约25比1。简言之，情况从疯狂变得只是荒谬。

一家银行的股权融资越少，它在资不抵债之前能够承担的损失就越少。一家接近资不抵债的银行不能被允许经营，因为股东们在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情况下倾向于豪赌。然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在不依赖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增强银行债权人对其债务价值的信心。那就是将杠杆比例从25:1削减至比如5:1，就像阿纳特•阿德马蒂 (Anat Admati)和马丁•赫威格(Martin Hellwig)在《银行家的新衣》(The Bankers’ New Clothes)一书中辩称的那样。

正如约翰•维克斯爵士指出的那样，这将让银行家们背负私人成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憎恨这个构想。但它不会让社会承担重大成本。没错，银行信贷成本将会温和增加，但近年的银行信贷可以说有点太便宜了。没错，银行创造的资金增长可能放缓，但还有其他很棒的创造资金的方法，尤其是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没错，股东们不会喜欢它。但银行业过于危险，不能放任不管。没错，人们可能发明在危机中可以转化为股票的债务。但这些机制在危机期间可能难以操作，而且不管怎样都是股本的不必要替代品。

结论很简单。银行在许多方面比10年前处于更好的状态（尽管银行账目对收入和资产的有问题处理继续让它们的金融稳健性极为不确定）。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仍不足以经受住一场大风暴。2007年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此。不要相信其他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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