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存在，眼下很多电视剧都变得多余了。既然现实版政治剧在有线新闻网(CNN) 24小时不间断播出，何必看《纸牌屋》(House of Cards)呢？但最近MGM-Hulu根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85年发表的“敌托邦”（dystopian）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改编的电视剧让我入迷。我近来一直在追这部剧，不是因为我觉得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很快会变成那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提供生孩子苦役的宗教专制主义国家，而是因为阿特伍德的先见之明：任何类型的政治极端主义，再加上人们对现有制度失去信任，都可能迅速导致人们原以为不可能的政治环境。

在阿特伍德的虚拟世界里，晚期资本主义无情地出生率极低的环境危机。愤怒、未充分就业的男人被自私自利的精英阶层操控，后者决定让“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办法不是回到1950年代，而是回到1650年代。在国会、白宫和最高法院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后，美国从一个自由民主政体转向严格依据《圣经》(Bible)的神权独裁制（比你厉害吧，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了防止统治阶层没有领会意思，由清教徒创办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成了随后出现的骇人场面的原点。

阿特伍德明智地谴责政治阵营两边的极端主义。宗教狂热分子受到辛辣抨击，但激进女权主义者也难逃谴责——她们从焚烧色情图书的老社会正经女性，太快地蜕变成在新的“基列”（Gilead）共和国“红卫兵”式的再教育中心里虐待叛逆的使女。这有些夸张地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出现的根本分歧，这一分歧最终造就在夏洛茨维尔抗议期间发生对抗的新纳粹组织和左翼“反法西斯”(antifa)阵营。

阿特伍德一针见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自由民主制度有多脆弱。成为“基列国”前的美国充斥着不平等现象，但也有的是不关心政治的淡漠的人，他们把自由当作理所应当的权利。但在混乱降临后，他们很快放弃自由以换取秩序——准军事力量由此接管一切。这一点与当下美国令人不安地相像——不仅围绕在总统身边的都是将军，而且大多数人（包括自由派人士）都匪夷所思地乐见这样的安排。或许这是因为特朗普的新幕僚长、退役将军约翰•F•凯利(John F Kelly)是本届不稳定白宫里的定海神针，或许是因为很多军方官员谴责特朗普灾难性地处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Mark Milley)利用特朗普本人最爱的交流平台Twitter来指责他。

在从土耳其到阿根廷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在腐败甚至疯狂的政治领导者当道的世界里，不如让军队作为秩序的维护者。但正如这些国家所表明的那样，最终结果通常不好。这一点应该让人深思，尤其是因为6月盖洛普(Gallup)民调显示，尽管仅有12%的美国人对国会有信心、32%的人对总统有信心，但高达72%的美国人“非常”信任军队。我猜测，当我长期以来的消息来源、行为经济学家彼得•阿特沃特(Peter Atwater)在8月中旬发布投资者简报时指出这些数字，并提出市场和专家完全忽略美国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太过幼稚时，我本不应该那么惊讶。

没错，这是极端情况，但不一定只有新兴市场那样的流血政变才有效。人们可以想象由特朗普内阁的将军们策划的一场第25修正案程序（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规定了总统职位空缺时的继任顺位与程序——译者注），或者只是在事后才披露细节的被迫辞职。无论如何，阿特沃特绝不是唯一觉得美国政局正在靠近危险的崩溃边缘的人。桥水公司(Bridgewater)创始人、美国最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雷蒙德•戴利奥(Ray Dalio)最近在领英(LinkedIn)公开发表的帖子中宣布，针对美国的政治风险，他正在重新调整投资组合。“在我看来，我们如今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处于分裂状态并承受压力，大体上与1937年类似，”他写道，“在这种时候，冲突（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冲突）增加，民粹主义抬头、民主制度受到威胁，战争可能爆发。我说不出这一次情况会有多糟。我正在关注冲突得到了怎样的处理，视其为一种指引，目前我感觉不乐观。”

美国政局不稳导致很多投资者猜想，美国的资产是否应该像新兴市场的资产那样，带有某种价格折扣。当然，你也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张；毕竟，美国的许多机构，比如媒体和司法体制，都保持得不错，而且当我们抱怨总统时，没人上门找我们的麻烦。我们距离“基列国”还很远。然而，这种距离也不是如此之远，以至于“敌托邦”社会的部分特征完全不可想象。当阿特伍德写这本书时，她给自己定了两条规则：第一，她不会写入当时不存在的科技；第二，她不会描写在任何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政治事件。但愿她创作的未来景象留在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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