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一带一路”被认定是“倡议”，而不是“战略”。之所以有此强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不愿意“一带一路”被外界认为具有政治、安全方面的含义，而是旨在推进中国与沿带沿路国家互赢互利的经济工程。故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特意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也有学者呼吁不必讳言“战略”。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薛力曾在FT中文网发表题为《“一带一路”战略是大国阳谋》的文章，认为“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是有规划、有落实手段、全面系统、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对外关系整体性策略，因此不妨大大方方称之为“对外大战略”。

因此，当我们谈论要不要用“战略”一词来界定“一带一路”时，“战略”一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政治、安全；二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好理解，至于赋予“一带一路”以政治、安全内涵，就是视“一带一路”为实现某种政治、安全目的的有效工具，如通过“一带一路”下的投资使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国家“噤声”，或是使它们与中国建立更加友好的联系，而不是站在美国一边牵制中国，等等。

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应把“一带一路”过度战略化。赋予“一带一路”过多的战略目的与色彩，对“一带一路”本身以及中国的整体外交并无益处。

应该说，“以经促政”想法很正常，而且国际关系中利用经贸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事情亦属常见。只要不违反公认的国际规范，就是合法合理的。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在外交关系中突出使用经贸手段看起来也是顺其自然之举。一国对外交往手段无非几种，一是硬实力，包括军事力量与经济手段；二是软实力，即自身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号召力。使用武力手段既受到国际规范的限制，也不是中国的偏好（不像美国人那样动不动就诉诸武力），在这方面保持克制也对国际社会有利。而在软实力方面，目前中国也不拥有明显优势。当前中国所拥有的有效手段，就是因为持续崛起而带来的经济力量。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亦有主张以经贸促外交的新功能主义。根据这种理论，一种领域的合作可以“外溢”至其他领域。二战后欧洲合作的达成，就是法德由煤钢合作做起，最后再建立欧盟，并致力于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这种思路对中国尤其适用，因为中国人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民族”，其思维与行事方式中有着对于经济手段的深层次偏好，相信诸多事务与问题均能通过经济手段“摆平”。国内权钱交易的一度盛行，以及海外华人善以经济手段立足而短于政治参与，亦反映出中国人的这一深层次思维与处事方式。

因此，中国外交以经贸为手段是很自然的。对国际社会来说，相对于那些动辄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实现自己目标的国家，中国这一路径也属于更加无害甚至是积极的崛起方式。关键是，对中国自己来说，它应该意识到，政治安全议题可能能够通过经贸手段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但无法依赖其进行最终的解决。

国际政治中一向把政治安全议题分为高级政治，把经贸人文视为低级政治，而前者在外交决策议程中具有更高的份量。成功的合作“外溢”，一般都是从“高”到“低”易，由“低”到“高”难。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后来欧盟的成功，既因为法德间有历次深重战祸的深刻教训，也与当时各成员国均在苏联“冷战”威胁之下内部的安全问题被压制有关。而这些条件中国当前均不具备。相反，中国与周边国家都被民族主义所不同程度地动员，而且受到美国、日本等外部因素的干预与煽动，寄希望于通过经济手段让相关国家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十分困难。

因此，那些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国家固然可能会因为一时的经济考虑而“噤声”，但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主权诉求。那些由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而获益的国家可能会支持中国的一系列外交与国际政策议程，但很难期望它们成为中国忠实的朋友。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以利相交，利尽则散。至于那些与中国有着重大的结构性矛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印度甚至是越南等，它们可能反而会因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扩展自己的地缘政治雄心而增加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从而加紧推进对中国的牵制甚至遏制战略，加剧中国的崛起困难。

赋予“一带一路”以过多的政治、安全内涵，也会干扰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正常经贸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中国与不少国家经贸关系密切，互补性强，近些年来本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例如，中国已成为东盟、韩国、中亚甚至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基础设施联通、产能合作为基础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有利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经贸关系的增进，但如果过速推进，而且赋予其以过多的政治、安全目的，反而会激起相关国家对于过度依赖中国经济的担心。而从中国方面看，如果过多地考虑政治、安全方面的目的，往往就会较少考虑相关项目的可行性和经济收益问题，从而更易留下“国际烂尾工程”的可能。

所以，笔者的观点是，“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经济工程，就应该回归其本来的经济本质，按照其经济逻辑办事，而不要赋予其过多的政治、安全意义。相应地，中国也不必视“一带一路”为一项顶层设计，来指导中国外交的整体方向与工作路径。在一定情况下把“一带一路”当作战略手段来使用可以理解，也有必要，但切忌过度的战略化，尤其是不能像现在这样动辄“一带一路”、一切均要与“一带一路”挂钩。

当然，相关国家也要避免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过度“战略化”。这点在很多国家已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比如，尽管许多合作项目明显有利于当地的国计民生，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发展，但有些人恰恰出于对与中国发展关系的疑虑，而不愿意接受中国的项目，或是想尽办法加以杯葛。

以中菲关系为例，就当前菲律宾的经济结构与现状而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可以弥补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投资不足的局面，但该国的精英势力出于对美依赖的偏好和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怀疑，在舆论上不断指责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的合作计划。目前，虽然中菲关系发展良好，但一旦菲律宾总统换届（菲律宾总统六年一任，不得连任）甚至提前下台（以菲律宾的政治本质与当前政局看，这并非不可能），中菲关系可能又会为之一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中菲关系开倒车，损失的不只是“一带一路”，还有菲律宾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总体上看，中国目前并没有明言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战略来用，但其中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排除。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中展望未来时，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然后才是建设成“繁荣之路”。而其他国家普遍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中国战略来看待，视之为中国对于全球至少是亚洲经济和政治地缘的战略重构。

要摆脱这种相互的战略化，重点还是中国自身要对“一带一路”有正确的认识，需要对“一带一路”的过热进行降温。笔者建议，中国首先要降低对“一带一路”的定位，其次要降低宣传的力度，最后是降低工作的规格与规模。总之是将其还原为一项经济工程，按经济的规律与逻辑办事。同时，积极正视那些困扰中国的深层次外部政治、安全问题，如主权争端、中美战略共处以及周边秩序建构等，主要通过政治安全的逻辑来应对、来解决，而不是期待“一带一路”的“外溢”效果，或是再寄希望于“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

笔者相信，中国当前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是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全方面的棘手挑战，因此也需要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作为一项经济工程，在指导经济外交和经济对外开放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担当不起指导整体外交这样的重任。因此，避免“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度战略化，并制定一项综合性的、新的崛起战略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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