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玻璃厂工人王伟（音译）的收入在过去10年几乎增长了两倍。两位数的年度薪资涨幅已推动中国的平均薪资水平超过拉美国家。

但33岁的王伟发现现在薪资上涨放缓。他是中国2.8亿多流动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

正在昆山一家饭馆吃着牛肉面的王伟说：“我现在的月工资与去年大致持平，大约有5000元人民币（合760美元）。”位于中国东部的昆山是一个工业枢纽。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王伟的经历越来越常见。“农民工”的平均名义薪资涨幅去年降至7%以下——农民工是指那些户口在农村，但背井离乡前往城市打工的人群——而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2%。中国城市里的工人们也发现，随着整体经济增长下降至25年来最低水平，他们的薪资涨速放缓。

但与金融危机过后逾20%的上涨相比，农民工薪资的下降更为引人注目。

当初，中国政府出台了庞大的刺激方案，并激进地上调了最低薪资标准，这推升了薪资水平，也促使制造商考虑将生产迁往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2015年出口下降令人更加担忧中国可能丧失其竞争优势，最终迫使当局逆转政策。

在中国广东省管理着一家服装厂的格哈德•弗拉茨(Gerhard Flatz)表示：“中国政府前些年推动薪资上涨。然后当出口放缓的时候，政府不再上调最低薪资标准。”

今年，中国只有5个地区截止6月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2015年同期有27个地区上调标准。去年平均薪资涨幅从2011年的逾20%下降至6%左右。

国际劳工组织(ILO)中国办公室主任蒂姆•德梅耶尔(Tim De Meyer)赞同这种说法，他说，最有可能导致薪资上涨放缓的原因是政策改变。

德梅耶尔表示：“由于农民工往往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低技能领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力较低，因此他们的薪资水平更容易由官方最低工资标准决定。”

当政府刺激计划的效果开始消退的时候——刺激资金被输送至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薪资上涨也开始放缓。制造业未能填补就业缺口，官方PMI指数表明，自2012年以来招聘需求几乎每个月都在收缩。

昆山招牌代理程伟（音译）表示：“这里的企业没有真的扩大招聘。”他坐在一张破旧的桌子后面，旁边是台资的富士康(Foxconn)等制造商的招聘广告牌。

如今，新的招聘职位往往是在服务领域——去年近47%的农民工就职于服务领域，远高于2011年33%的比例——但这些职位的薪资一般低于制造业。

即便如此，一些较年轻的农民工选择服务业岗位，因为这些工作被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在一家手机店工作的23岁的柳宁（音译）说：“我过去在工厂挣得多一些，但这里的工作更轻松。”

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K Dragonomics)的分析师Ernan Cui在最近一份报告中写道：“如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真正问题不是失去多少就业岗位，而是创造的就业岗位的质量。大多数新的就业岗位是在小企业或者自雇，因此薪资水平较低，而且没什么保障。”

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劳工专家陈慧玲(Jenny Chan)表示，旨在增强工人保护的政策逆转，也削弱了农民工的议价能力。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薪酬微薄的实习生，这让工人们很难要求涨薪，同时对工人维权的打压形成了吓阻罢工的“政治气氛”。

在昆山的招聘机构，众多求职者只能找到“临时工作”——这意味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中国近三分之二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让他们没有资格获得额外福利。国际劳工组织的德梅耶尔表示：“这一数字似乎在悄悄攀升。”

来自甘肃的年轻农民工李宏（音译）表示，他现在在一家食品厂上班，每个月大约挣3000元人民币，9小时倒班制。他骑着自行车来到招聘机构寻找更高薪水的工作。但在简短询问之后，他失望地离开了。他说：“找工作容易，但找到一份好工作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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