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第一次来香港时，我的身份是一名香港电影发烧友，尤其喜欢功夫片。我遇到了好友兼同事贝•罗根(Bey Logan)，他是关于功夫片的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我还遇见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成龙(Jackie Chan)、吴宇森(John Woo)以及著名制片人林建岳(Peter Lam)。这是不同寻常的一群人，但在所有这些人中，没有人比邓永锵爵士（Sir David Tang，当时还未获封爵士）更让我印象深刻。

我第一次见到邓永锵是在他位于一幢摩天大楼顶层的“中国会”(China Club)餐厅，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朱塞佩•奇普里亚尼(Giuseppe Cipriani)开的餐厅恰好在其下一层。这就是空间在香港的运用——你很难在一楼开餐厅。

我对邓永锵“一见钟情”。他是一位对蠢话毫不留情的绅士，显得无赖、恶劣又霸道。当有人做出粗俗的政治评论时，我们想到的是“固执己见”(opinionated)一词，而邓永锵是我见过的“政治上最不正确”的人士之一。作为百老汇(Broadway)音乐剧《金牌制片人》(The Producers)的监制，我在一次排练一结束就对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政治上最不正确的戏剧”。梅尔回答说：“你说对了！”同样地，这就是邓永锵对生活的看法。他绝不容忍蠢人，从来都直言不讳。

关于邓永锵，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是在拍摄电影《谍海风云》(Shanghai)时遇到麻烦的时候。该片的主演包括巩俐、渡边谦(Ken Watanabe)、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等人。在通过所有在上海拍摄的审批之后，我们即将开机。但中国政府称，他们出现一个失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渡边谦饰演的角色是日本人，而且觉得他在结尾对巩俐饰演的角色太过于同情，尤其对于二战期间的一名士兵而言。

中国政府要求我们修改影片结局。但如果改了结局，就意味着改了侯赛因•阿米尼(Hossein Amini)精彩剧本的整个结构。我打电话给侯赛因和导演米凯尔•哈弗斯特罗姆(Mikael Hafstrom)，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给邓永锵打电话解释当时的情况，他在打了几个电话后鼓励我坚持自己的原则，并表示会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他甚至代表我们向内地政府抗议。然后，他让我放心，如果我们不在上海拍摄，伦敦有与上世纪40年代上海非常相似的建筑，我们可以在那里为政府场景拍摄外景（这是一部谍战悬疑片），在泰国拍摄大的动作场面。

我们的预算从2800万美元暴涨至5000万美元，但在使用多少资金让这部电影好看的问题上，邓永锵是正确的。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场景，一场周润发(Chow Yun-fat)枪战中的时装秀，这是我最喜欢的动作场景之一，邓永锵特别费心地为这场戏准备了所有的服装。

邓永锵不仅没有为准备时装向我们收费，他还来到泰国，亲自监督各种事宜。拍摄电影期间，每当我在中国遇到政治上的麻烦，邓永锵总是向我伸出援手，成为我的指路明灯。他就是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他最喜欢的“外交”手段是为立场相左的人士举办奢华晚宴。他有一位特别漂亮的妻子露西(Lucy)，是个典型的英国人。他们多次招待过我和妻子乔治娜(Georgina)。他对朋友忠诚得有点过了头，不断地借出钱财，或者像他所言，“免费奉上”。

但好家伙，他对敌人说的话是我听过最粗鄙的。虽然人们认为我很粗鲁，但我从没说过我听到的邓永锵说过的一些话。甚至连水手都没听过这些话。

了解他就会爱他，出乎意料的是，他在弥留之际邀请我这周去他的餐厅，想见朋友们最后一面。我打电话给他，说这是一个妙计，是个拍电影的好点子——一个男人假装自己快死了，召集朋友开一个派对，然后告诉他们真相。但这不是一场恶作剧，尽管我们都希望它是。

他告诉我，他有30个左右对自己生命有意义的朋友，他希望举办最后一场绝妙的、充满乐趣的晚宴。他坚持要乔治娜和我都来参加——你怎么能拒绝呢？但现在他离开了我们，那场晚宴再也无法实现。

我知道，我们很快将一起追思他，而且无论他魂归何方，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将追随他的足迹。他的记忆和活力将继续让世人着迷。谨向他的家人和众多友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这是一个声名显赫的群体——从帮派分子到部长、摇滚明星、电影明星、名厨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邓永锵对生活有独特的品味。

当迈克尔•科达(Michael Korda)撰写关于叔叔亚历山大•科达爵士(Sir Alexander Korda)的书时，他称之为《陶醉的生活》(Charmed Lives)。虽然邓永锵63岁就离开了我们，但他陶醉了每个人的生活。

“中国•成都五金机电指数”:http://www.wjz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