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0年前的那场全球金融危机留下了大量经济和政治创伤，还重塑了资本在世界各地流动的方式。

2007年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是2016年的近三倍，即便目前投资者在低利率环境中追逐收益率，推高市场价格。当初寄望通过海外放贷开创光明未来的银行，现在正专注于国内业务。如今，有更多跨境资金流动是以长期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的，号称是为了在前景光明的市场建设工厂或者入股企业。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经济民族主义者威胁要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当今世界，围绕全球化的辩论被过去半个世纪商品贸易激增及其对社会的冲击所主导。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表示担心通向更高程度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如今可能在逆转时，担心的正是这类商品贸易。

被较少谈论的是资本流动，或者金融全球化的状态。然而，资本流动过剩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也会滋生下一场危机的诱因。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如今的全球金融体系比10年前更具韧性。该智库认为这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理由，尽管同一份报告承认，自2007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的总规模下降了65%。

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提醒人们全球经济这些年来走过的历程。2007年，全球流动性充裕，原因是解除金融监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储蓄激增，石油出口国的财富当时看似取之不尽。所有这些资金都必须找到归宿和回报。很大一部分流入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吹大了一个在破裂后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泡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表示：“我们不希望用本世纪头10年中期作为衡量正常和健康市场环境的基准。”

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跨境银行放贷的大幅萎缩，尤其是欧洲的银行。

“在我们看来很显然的是，一种更稳定、更具韧性的金融全球化形式正在浮现，它可能会非常有益，”报告作者之一、麦肯锡合伙人苏珊•伦德(Susan Lund)表示，“大量的跨境放贷已不见踪影……而我们从世界各地20至30年期间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出，跨境放贷往往是危机发生时最先流出一国的资本形式。”

如今，全球资本流动更多是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形式，即企业在工厂及其他通常被视为生产性的设施上做出长期财务承诺。但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FDI的增长反映了一种不良趋势——企业寻求更低的税率，而各国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相互竞争。

爱尔兰央行行长菲利普•莱恩(Philip Lane)、IMF高级经济学家吉安•玛丽亚•米莱西-菲尔蒂(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在IMF最近发布的一篇论文中表示，FDI扩大背后的主要因素是计入“金融中心”的投资流动。“金融中心”是对低税率国家（如爱尔兰）的委婉说法。

“如果你认为涌入卢森堡的FDI是为了在那里建厂，那你就错了，”奥布斯特费尔德说，“这其中很多都是税收驱动的利润转移，作为FDI流动显示在国际收支中。”

IMF仍认为当前的金融体系存在风险。面对持续低利率的投资者对回报率的追逐，压低了整个发展中世界借款人的债务成本。他们对此的回应是大量举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定水平的资本流动，以及看起来更可持续的增长，但未必意味着没有任何问题，”奥布斯特费尔德说。

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已经显著低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水平。2016年全球4.3万亿美元的跨境资本流动仅为2007年12.4万亿美元峰值的三分之一。然而，没人认为回归那种水平是健康的。

导致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下降的最大因素是跨境银行贷款的萎缩，而欧洲的银行要对其中大部分负责。麦肯锡的苏珊•伦德表示：“就去全球化而言，在全球经济中很难找到比银行业更加去全球化的领域。”

全球经济的“失衡点”已经发生转移。2007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盈余经济体，而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最大。但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如今已超过中国。

全球其他方面的金融失衡远没有2007年那样严重。但根据资本和金融账户数据，美国和英国仍是国际金融流动的领先目的地。

跨境资本流动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银行贷款相比，FDI和股权投资如今在跨境资本流动中占据更大份额。但这更多可能是跨国公司追求低税率（而非投资工厂）造成的。

全球FDI（即企业每年进行的新投资）流动的规模，尚未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恢复还需要几年时间。

与危机前相比，发达经济体通过FDI向海外投入的资金大幅减少。随着中国在FDI领域扮演越来越大的角色，发达经济体在全球FDI中的份额也在下降，导致欧洲和美国出现了反对中国投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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