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俄罗斯的边境爱沙尼亚，就好像从深圳罗湖到香港，这是香港梁启智在他新书中《独立路上：从前苏联省思香港未来》说的。

在雨伞运动之后，原来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梁启智忍不住郁闷，尤其看到年轻世代主张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整个香港社会却没有对这议题有细致的讨论，一方认为这是解决香港困境万灵丹，另一方认为这是不得讨论的大禁忌。于是决定一个人背上行囊，去走访前苏联国家：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等多国，看看他们的经验：他们是如何独立，独立之后又如何。

这书书名看起来或许有点耸动，但在香港的思想光谱中，梁启智并不被归于“港独派”，此书也不是要去推广港独，而更多是提问（乃至质疑）：追求独立在什么时候才有用？在什么条件下会有害？如果独立是自决的唯一道路，这条路是否只得一个美好的终点，还是会有数不清的陷阱？独立该如何解决内部不同族群的认同冲突问题？

对这些国家而言，脱离了原来专制的苏联的独立之路同时也是民主化的开启之门。但事实上，从爱沙尼亚到白俄罗斯，这些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在后来的经济发展程度、民主程度，甚至与俄国的关系，都有巨大的差异。独立既不会带来同样的结果，对每个国家而言更非一劳永逸、从此幸福的政治工程。

这书并非严谨的调查报导，而是作者个人的游记兼反思，他特别爱去这些国家的历史博物馆以及政治场所，看看他们如何再现╱书写他们的历史，笔调轻松又发人深省。

作者在最后一章提出几个大问题，很值得深思。列举一二：

1. 这些国家的独立之路何以会成功？虽然爱沙尼亚人的独立之路，有议会选举、有群众抗争，看起来是典型的反对运动力量推翻了专制政权，但爱沙尼亚占领博物馆给了他一个吃惊的答案：“幸运”。

但的确符合比较民主化理论的重要结论：民主化的出现常常是因为旧政权自己的危机（包括经济危机），或者执政集团内部分裂——这两者的确都是19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出现的状况。不过，反对派力量乃至公民社会并非不重要，因为他们会决定旧政权在出现危机之后的政治转型过程，以及转型之后的新民主样貌。

2. 独立等于真正的民主吗？作者站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总统府前，思考如果香港独立后，总统选举是假选举，公民社会被严重打压，这种独立又如何。

这的确是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在内，许多看似有表面民主选举国家的现状，也被称为晚近几年全球民主的退潮。

3. 一个新的国家如何面对原来宗主国的移民，是作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问到：“高举自己的身份认同时，有必要贬低别人的身份认同吗？”或者，有必要把外来移民推向对立面？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两地在独立后都向已经定居的俄罗斯移民采取排拒的态度，结果是在国内制造一批欠缺对新国家认同的边缘社群。当然，问题真正的复杂性在于这不只是两种认同，而是这些俄罗斯人是来自过去统治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国家，现在依然是他们旁边具有敌意的大国。

这是当下香港面对的关键议题，这也是台湾走过的路程。1990年代开始，台湾出现严重的族群冲突，但逐渐的，许多人开始推动不同族群经验之间的理解，开始推动多元文化认同。但现在的香港，这当然是很困难，因为香港现在连高度自治的地位都还称不上，而且显然从这次对13位因为争取土地正义加上3位雨伞运动的青年领导者的加刑监禁来看，连法院都已经崩坏了。

梁启智的关怀是，独立是为了什么？对他来说，独立不应该是目的。答案应该是人民的自主，是真正的民主，或者是雨伞运动提出的“命运自主”。但在那些大问题之前，香港现在要面对的，或许是如何具有最基本的言论、集会和抗议的自由。

上周被判刑入狱的周永康（前香港学联秘书长）在运动结束后，开始学佛，赴英念书。他在入狱前一天用不一样的方式鼓励香港：

“命运自主的意思，是我们对内心的真正掌握，而对内心的真正掌握，就是重夺自由的开始，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只要我们守护着这一点，我们就能真正开始帮助更多的人，从他人的内心出发，关照他人，守护他人，从非建制派的内部对话，推展到更远的，所谓黄丝蓝丝的重新交流、理解、聆听与合作。这些，都不是痴人说梦话，而是我心中，也相信同样是不少朋友心中所展望的理想社会的图像。”

我想，是这样强大的内心信念，才能真正守护着香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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