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许多在各行各业打拼的公司职员，他们每人累积的航空里程，都比英国一栋普通住宅值钱，即超过了23.5万英镑。其中一位已经不记得自己最近一次花钱买机票是什么时候。这些人都不是每年能飞一百万英里的金融大神。他们主要是些领薪水的专业人士，需要穿梭各地为客户服务。

他们出差时，也会累积酒店积分，就像累积的航空里程那样，这些积分是在雇主的账单下发生的，但由他们获得。有人说他的一位同事，由于长期入住一家位于亚洲的大酒店，目前已在某连锁酒店集团累积了约200万分。

在伦敦、纽约、多伦多、新加坡、香港，或任何一个繁华的世界大都市的中心区，都有一些极尽奢华但没什么特色的餐厅。随便哪家都有一些公费开销，通常是为银行、律所和咨询公司吸引和保留客户而发生的费用。

是的，媒体有自己的补贴文化，政客们也是，外交官们亦然。但全球最大的那些跨国企业其消费水平却完全在另一个层面上。航空公司竞相投他们所好，一旦达成了一项交易，员工就会得到大把好处。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得到了一张法国航空(Air France)的金卡，而他从没坐过法航的飞机。

新时代城邦的奥秘在于，它在依靠他人的资金运作。有一类工作者，可以凭借里程、积分、公费及其他补助，过着他们的收入水平（由他们的薪资决定）支撑不起的生活。有一类餐厅、酒吧、酒店和航空公司，没有了这些五花八门的间接收入，就没法维持现在这般景象。

说起这些城市，就会提到一个词：“后现代”。在这些城市，没有什么被认为是一成不变或神圣的。它们允许自己被外来者改造。这些城市孕育了一个说英语的“打飞的”阶层，这些人觉得他们在十来个世界大都市过得比在自己老家还自在。对了，没什么比收入和支出脱节更“后现代”。在商务舱候机室或大城市的餐厅里，人们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失重感——他们自在地享受着，账单被转给了一些不知名的第三方。

这一奥秘未必是肮脏的。它并未超出法律允许的范畴，英国《反贿赂法案》(Bribery Act)和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已经收紧了相关法律条款。即便有受害者，也没有哪一方特别值得同情。股东们也许值得同情，但上述支出往往是他们做生意的实际成本。实际上，它们是员工薪酬待遇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这个系统的公正性可能不如它的规模更有趣。它令这些城市很容易受到企业文化改变的影响。如果公司限制员工的福利——比如不让员工个人积攒里程和积分——一部分娱乐经济就会萎缩。一位朋友看到他们公司在一家餐馆12个月的开销。金额有七位数。

不仅如此，城市内部的权力平衡也会由企业向奢华无度的店铺倾斜。这种补贴文化导致资源被过度分配到昂贵但平庸的城市娱乐设施上：样板化的餐厅、五星级连锁酒店、便利的城市中心。

这跟什么先天的庸俗没太大关系，毕竟，如果你的客户对达尔斯顿(Dalston)新开的塞尔维亚-智利风格的地下酒吧不感兴趣，你就该理智地避开这种地方。周日的晚上，骑士桥(Knightsbridge)这样的地方是个折中的选择。

与此同时，城市中那些不落俗套的地方也会一如既往地存在。它们已经吸引了自掏腰包的顾客。真正脆弱的是表面光鲜的城市中心，这里很多场所的价格往往都超出了品质，或至少与想象不符。在企业重新崇尚起节俭的时期，伦敦东区或许会比梅菲尔区(Mayfair)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依靠闲钱维持浮华的地方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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