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群人类学家聚集在奥地利一座城堡，讨论地中海周边文化的特性。他们的头脑风暴得出一个惊人观点：如果你想了解从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到约旦的诸多社会的政治动力，就得看一看“荣誉和耻辱”的概念。

理由是什么？欧洲北部的大多数文化倾向于假定，社会应当基于法律规则、官僚等级体系和一种法律与国家面前人人应当平等的观念。然而，按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人类学家马修•恩格尔克(Matthew Engelke)的说法，在许多地中海文化，“权威（在传统上）存在于家庭单位”，而非国家。

“权力展示是在个人身上、并通过个人实现的，即使这些权力跟公司的身份认同相关，”恩格尔克在他的新书《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Think Like an Anthropologist)中评述道。他补充道，权力和地位“经常以逞能和原始力量展示的形式造就出来”。换言之，在地中海地区，产生社会凝聚力的不是政府；而是一种“荣誉”感，这意味着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家庭和朋友不受想定敌人的侵害，别管什么法律。

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有趣观点，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就坐在某个地中海海滩的话。但在看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白宫最近几周不寻常的事态之后，我开始认为，这种荣誉与耻辱模式或许也是框定这位总统的政治动力的一条途径。

这并不是因为特朗普有地中海血统（他是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代）；也不是因为他经常主动说出“荣誉”这个词（相反，这个名词通常出自他的批评者之口，他们喜欢声称总统缺乏这一品质）。

但恩格尔克的书提醒我们，如果假定权力逻辑只能按照我们认为正常的方式运行，就会犯下大错。在许多评论人士看来，特朗普的政治领导风格也许很奇葩，如果不是令人厌恶的的话。但它有一个自己的内在逻辑；尽管这个逻辑很可能与1959年总结出的地中海模式——而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21世纪治理课程上讲授的内容——有更多共同点。

这么想吧。在最近几十年里，华盛顿体现的理想政府观念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层级和官僚程序基础上的政府。毕竟，那是白宫向往——即便并不总能践行——的正常的2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理想。

但是，特朗普从未按照这些原则经营他的房地产企业。而他现在也没有对这些理想表现出什么尊重。相反，他非常信任家庭纽带，坚持要求下属对自己高度忠诚，并对不听话的人采取公开报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对此再了解不过了）。他通过个人渠道而非官僚系统发布命令。他对所谓的敌人表现出虚张声势——通常通过推特(Twitter)——并憎恨被怠慢（人类学家可能会说“蒙受耻辱”）。的确，他倾向于透过一个类似的棱镜看待外交政策：只要看看他那些抱怨他想象中的对手们在“嘲笑我们”的推文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对国家的态度。正如曾在西班牙工作的人类学家朱利安•皮特-里弗斯(Julian Pitt-Rivers)所观察到的那样，“荣誉与耻辱”文化倾向于在政府虚弱的社会盛行，并且与对政府架构的不屑一顾有关联：在传统的地中海文化中，尽管人们也许会出于荣誉感保卫自己的家庭，但他们未必会认为欺骗国家是“可耻的”，因为政府被视为“非个人”而不重要。皮特-里弗斯提出，贵族有时会表现出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类似心态；很多黑帮文化也是如此。

当然，特朗普绝不会把自己描述成那个样子，他的忠诚支持者将认为这种类比是一种侮辱。但关键是这一点：特朗普的推文似乎表明，他对政府的官僚体制、法律或程序不怎么尊重。在他眼中，守法的美德不能定义“荣誉”。

这种态度令特朗普的批评者们感到恐怖，他们辩称，这颠覆了美国的很多核心价值观。有可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荣誉与耻辱心态将会淡化。最近，我们看到华盛顿出现一个潜在的转折点：美国的机构——从童子军(Boy Scouts)到司法体系和军队——实际上挫败了特朗普的议程。这位总统刚刚任命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John Kelly)担任白宫幕僚长。凯利一辈子浸淫在一种拥有完全不同的权力、荣誉与耻辱定义的军队文化中；他的世界建立在尊重层级、组织程序和法律的基础上。

但除非凯利带来奇迹——我对此感到怀疑——否则就不要指望特朗普政府很快接受华盛顿的正常文化模式。相反，我们看到的白宫不但有相互对立的权力中心和官员小圈子，还有相互角力的政治文化。政治很少看起来如此扣人心弦——荣誉概念也很少如此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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