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16小时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见上图)在白宫宣布，“太阳从之获得能量的那种力量，我们把它释放出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杜鲁门警告称，如果日本人还不接受投降条款，“一连串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毁灭性打击将从天而降”。

70年过去了，我们又听到了更夸张的类似末日威胁——和平时期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从新泽西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对朝鲜发出警告，称后者将遭遇“世界从未见识过的火与怒”。

如果这一幕有任何令人欣慰的地方，或许在于，特朗普模仿杜鲁门的语言意味着一种政策过程以及某种历史意识，而不是在打完18洞后随口之说。

但无论特朗普的言论有计划与否，都是令人不安和危险的。如果特朗普咨询过朝鲜半岛问题专家，他或许会收到提醒，其言论将令人联想起朝鲜20多年来不断重复的誓言——将首尔化为一片“火海”。一位民主国家领导人去效仿一位好战的暴君非但不合适，这种浮夸的言辞还使总统或许最严肃的职责变得像鸡毛蒜皮的小事。

诚然，特朗普的前任们在谈及使用核武器方面甚至更加肆无忌惮，但大都是在私下场合。例如，尼克松(Nixon)曾建议对越南使用核武器，他对不愿动用核武器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说：“我只是想让你从大处着眼，亨利，看在上帝的份上！”如今，克制的言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近期的研究显示，所谓的核禁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烈，多数美国人愿意为避免2万美军士兵伤亡而使用核武器毁灭200万伊朗人口。尽管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可能仍旧名正言顺且适当，但核武国家领导人负有特殊责任以应有的严肃态度谈论这些武器。

然而，比特朗普的语气更重要的是其表述的内容。威慑是一种心理关系，其中一方试图说服另一方，侵略的代价（极端情况下将遭到核打击）将超过任何可能得到的利益。威慑需要发出信号，包括威胁在某种条件下使用核武器。问题是特朗普发出了混乱的信号，因此在非常微妙的时刻很可能被误读。

想想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在1991年海湾战争伊始向伊拉克外长发出的警告：“如果你们在冲突中对我军部队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美国人民将要求复仇。我们有办法做到。”这一威胁至少明确了可能招致美国报复的具体情况。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红线是“美国受到威胁”。他的红线在几小时内即被越过——朝鲜公开威胁对美国位于太平洋的领土关岛的附近水域进行导弹攻击。不出所料，特朗普的虚张声势被揭穿。

这种隔空骂战带来了两大风险。一是金正恩(Kim Jong Un)会将未来美国发出的威胁视为外强中干的恫吓，并跌跌撞撞地误入一场战争。另一大风险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言辞——如果不断重复——会使金正恩确信战争迫在眉睫，促使朝鲜进行各种战备，而美国不得不进行回应，导致半岛局势陷入恶性循环。

特朗普发出的威胁是挫败感的产物。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正在势不可挡地推进。目前没有可阻止他们的严肃军事选项。任何战事都将大到无异于政权更迭，而这将促使朝鲜向韩国和日本进行火炮和导弹攻击（最好的情况），并对这些国家、甚至美国进行核打击（最糟的情况）。战争还有可能瓦解美国与首尔和东京的同盟关系（韩日领导人都希望避免卷入战争），甚至还可能将中国拖入其中。朝鲜拥核给世界造成的代价很高，但爆发战争的代价要高得多。

平壤必须明白，对美国或其盟友进行武力打击将招致令其无法承受的摧毁。特朗普这样说没什么不对。但这样的威胁必须以严肃的精确性来表达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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