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2014级硕士生葛宇路，在北京朝阳区苹果社区的马路上，贴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葛宇路”路牌，接着被地图系统收录，成为在网络地图的惯用识别名。这个本为其毕业设计的艺术行为，在媒体报道后引起官方重视，其贴上的路牌已被官方替换成据说2005年就被起好的“百子湾南一路”。

剧情在7月29日反转，中央美术学院在微博上贴出对于葛宇路的处分通告。通告发布时，公众暂不知道该处分是针对该行为还是其他。当时网络未经确认的说法是，该生在校内将男性阳具模型立在旗杆顶导致该处分。虽然当日该校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向澎湃新闻否认了该说法，但当晚央美学工部门发布的消息证实了此前的网络传言。央美官方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公布该处分，引发了公众的揣测，被认为是小题大做、对艺术缺乏想象力、不够宽容了。

葛宇路、屌炸天，艺术家这些出其不意的创作行为，只要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也未对公共秩序造成危害，并没有什么不妥。作为旁观者，看到北京规划部门、街道、央美等官方的反应，以及话题在舆论空间引发的讨论，想到的问题是，葛宇路以个体的艺术表达，不经意地挑战了惯常的官僚机器秩序，本应该是一场以呐喊为题的艺术行为，却激活了一些社会空间隐性的问题与秩序，比如街区空间命名、艺术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

一

这些公共艺术行为，在发达国家司空见惯，虽然部分相似的行为，比如公共涂鸦也有违规之嫌，但只要不过于暴力或影响到公共和个人生活，管理者一般都较宽容。但在讲究官方空间秩序和规训的中国，公共空间充斥着各种政治教化，这显然会被部分行政管理者认为是“逆流”。从社会意义来讲，葛宇路用他名字天然的双重象征，隐约提出了中国公共空间的秩序困境：道路空间能否以人命名？

中国在快速扩张的城市化中，原有的道路命名系统已经无法满足想象力的需要。按照城市社会学对空间的理解，马路应该是承载记忆或者实施公共教化的一种最基础和常规的手段，因为，这是和人类日常行为关系较紧密的记忆系统。

但显然中国官方并没有采用这种价值观，引发争议的葛宇路，官方名叫“百子湾南一路”。这种命名在官僚系统里会显得有秩序，以秩序感而不是人文感的方式命名，在全国也层出不穷。比如杭州的下沙新城因为是从开发区起步，道路命名一直从一号大街排到了27号大街。一条马路下面或者周边，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和故事，有什么值得传承的，本可用路名来体现，但是官僚化的这种命名，消除了记忆。我们对土地的记忆失去了。

中国道路命名规则中，有一条司空见惯：“一般不以人名作为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很少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以人名做地名，目前的公开来源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3月那场被成为“进京赶考”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过“不以人名做地名”，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定。在1986年，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把“不以人名作地名”变成了国家法规。

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这么做据说为了防止个人崇拜，倒也合理。因为，在一个没有个体的、或者个体主义没有形成平等的、良性的、系统的社会运行状态时，一旦强化人的特征和人在空间中的象征意义，很容易导致混乱。很容易的一个假设是，在没有公民参与、社会科学家、地方志精英等各界共同参与的命名系统系统，如果贸然由哪一方独自决定，体现不了公共和公义，反而陷入另一种无序。

当然，北京也有少数的例外，比如，即东城区的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等在民国时期一时兴起的民族英雄命名道路。

二

跟中国这种几乎完全禁止以人名命名街道的规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法国到处是以人命名的道路。通用路牌上，最上面是市镇名或都会各行政区区名，接着是空间或道路属性，以及人名，有的最下面还加上了名人的生卒年，部分街区会以特定领域的人名进行集体命名。比如位于巴黎13区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街区，马路都以法国现当代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界名人进行命名。

从历史来看，法国也并不是一开始就采用人名命名街道。到19世纪，城市化带来的空间快速扩张后，也面临了中国现在的问题，原有的命名系统不够用了，再加上在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人权启蒙，变成了以人命名为主。因为，人是无穷无尽的，死去的名人或者公共人物附着的意义，也是无穷无尽的。而这个过程中，共和国的公共教化、榜样、模范等功能，以最小的成本实施了。

这种命名系统并不是没有规则和程序，政府、知识文化界的各类委员会、公民合力参与了设定。1982年地方分权改革后，法国道路的命名权分给了市镇政府，各市镇可以由所在区的市民自己投票选择。大部分建筑在落成时，也会把建筑师的名字印在墙上。这背后就是人文主义的城市和荣誉系统，命名成为了解文化与历史的入口，相互交错，形成了灿烂绚丽的社会空间。

有人会问，如果一时成名的人后来变成了耻辱人物，怎么办？调啊，调的过程也是历史。比如上海的衡山路旧名贝当路，就是以法国贝当元帅命名，这位在一战期间成为民族英雄后，法国本土、殖民地和租界，都出现了以他命名的道路。但是，二战期间他向纳粹投降，成为维希伪政权的总理，在战后成为叛国者，变成了 “民族狗熊”。一些地方又迅速更改了以他命名的道路，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迅速和决绝的，法国境内最后一条“贝当路”是在洛林的贝尔兰，到2010年才改名。这种变化和争议，变成了历史演进的一部分。

能体现中法两个命名理念交汇的，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旧贝当路所在法租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为纪念和贝当元帅一样在一战成名的法国民族英雄，担任过法军总司令的Joseph Joffre元帅，多地命名了Joffre大道。若要按照新华社制定的标准译法，肯定是若弗尔这个带有严重翻译腔的名字，但放在旧时法租界中，Joffre大道变成了“霞飞路”，接地气又有灵气，而标准翻译的约瑟夫•若弗尔，也变成了朗朗上口的霞飞元帅。虽然后来该路和贝当路一样被改名，变成了现在的淮海中路。

三

葛宇路的艺术创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其在央美校园内的“屌炸天”创作，和保罗•麦卡锡在巴黎旺多姆广场曾经展出的装置《树》，以及安尼施•卡普尔以及在凡尔赛宫展出过装置作品《王后的阴道》原理是一样的。他在北京街头的另一艺术行为，比如爬上电线杆和监控摄像头对视几个小时、直到有关方面赶来劝阻，这个可以被称作“盯死你”的创作，和孟加拉裔美国艺术家哈桑•伊拉希发起的自拍，以对抗美国FBI对他的监视背后的艺术创作原理接近。

西方都市空间中，在涂鸦和朋克文化结合以后，变成了一种惯常的挑战秩序的公共艺术行为。法国新浪潮导演阿涅斯•瓦尔达，1980年代旅居洛杉矶时，长期跟踪拍摄了一群在贫民窟为底层市民涂鸦艺术家的创作。这段历史，洛杉矶的涂鸦墙变成了当代世界八大著名涂鸦艺术之一，阿涅达近年和肖像涂鸦艺术家J.R.一起合作，拍摄了纪录片《村庄，脸庞》，对被公众忽略的农民、工人和普通市民进行了拍摄和涂鸦，今年在法国上映后，也成为公共话题。

各国政府管理者和挑战习俗的艺术家们并不是和谐的，也存在对抗和冲突。但通过类似的艺术运动，街头的公共艺术为何屡禁不止，甚至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是基于艺术和文学一样充当了抚慰人心和对话的社会功能。相对于文学，它使用了更直接的视觉形式、想象力和丰富的符号象征。在官僚秩序以“合法”的名堂、剧烈或者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吞噬和蚕食本该作为个性和活力的社会空间时，社会无力反抗，文学和艺术充当了这样的功能。

在笔者看来，中国能够走入公共、促进社会对话的艺术家少之有少。艾未未在前几年通过《老妈蹄花》、《念》等作品，以及较新的《好篱笆促进好街坊》，以实验艺术介入公共议题，体现艺术家的直觉和创意，挑起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争议和波澜。但毕竟中国不是法国，这位著名革命诗人艾青的儿子，最终“擦枪走火”，成为革命党的敏感词。

当下的公共空间因为各种管制，或者娱乐无下限，或者了无生趣，太需要葛宇路这样的艺术家们，为人们贫乏的公共生活提供更多有趣的创意和引发公共讨论，他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体现了官方曾经赞许的“严肃活泼”。中央美院应该为产生这么一位有才华的学生而自豪。

当然，在被过度规训的社会空间中，除了官方外，还会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些行为。比如常见的质疑会出现：“如果好多学生都觉得自己很聪明，都学葛宇路，那社会岂不是乱了套？”这套说辞或许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社会心理。而一旦成为默认心态后，任何在其他世界惯常的离经叛道行为，确实有可能会演变成失序。比如有网友已提出了担忧：“像葛宇路这样出色而投机的年轻艺术家，再这样搞下去，是迟早要进去的。”似乎把艾未未当成了前车之鉴。

苗还没长成树，就急着去掐死。那么，艺术还让不让人活泼了？

“中国•成都五金机电指数”:http://www.wjz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