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乐视股东大会上，旋涡中的贾跃亭并非现身。此前有消息称，贾跃亭已去到美国，尽管他承诺近期回国，但归期不定。这个靠互联网+影视+受众而突然崛起为业界精英，成为与王健林、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雷军等齐名的人物，似乎已开始由故事转变为事故。我无法探究贾氏是否难逃“土豪落幕”的命运，但可以肯定，他不属于商界的快乐英雄。

这些日子里，舆论在关注一位理想主义者为信仰而生死的同时，也在评论一个“企业家”、曾牛极一时的“乐视模式”创造者贾跃亭。对这个一度如日中天又瞬间光芒褪尽的人物，人们的评判存在分野，因为他代表了一种价值向度与行为审美。今年3月的《扬子晚报》曾刊发过一篇署名刘学辉、题为《为什么你成不了贾跃亭，而只能做秦朔、吴晓波》的文章，开头导语便是：“秦朔、吴晓波们批判乐视的逻辑只是世俗的逻辑，而不是贾跃亭等企业家的逻辑。我一直坚信乐视能成功，因为我坚信的是贾跃亭背后的企业家精神。”我想，作者的逻辑很可能就是一种时下流行的“中国逻辑”，而其背景则一言难尽。

我当然知道秦朔、吴晓波何许人。秦朔是南方系媒体之一、影响甚巨的《南风窗》前总编辑；吴晓波是被中产们大肆围观的、精于财富之道的文化经营商和财经作家。在我看来，他们都各具慧眼，具备现代社会文明人的良知与操守。针对乐视被媒体曝光的问题，他们理性地介入，而非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希望给乐视或消费者社会一个必要的提醒。贾跃亭的捍卫者们，却强烈抵抗这种善意的举动，还赋予贾跃亭一种感觉别扭的“中国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秦朔在他的《乐视危机与贾跃亭的抗争》一文中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乐视危机为什么爆发？是从供应商欠款爆发的。大量品牌企业总是倚仗自己强势的市场地位，克扣供应商。我定义的商业文明是通过商业方式对人的权利、价值、福祉的实现，商业文明的基石，其实就是人人平等，法人之间平等，尊重每一个人。你的梦想可以让你飞得很远，但是你的翅膀一定会因为基本的商业伦理问题被折断。”

而吴晓波在批评中指出：“在他（贾跃亭）的解读中，生态经济具有三大特征：价值重构、共享和全球化，最终由此形成由垂直闭环的生态链和横向开放的生态圈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这些花俏名词的背后，是一次无比凶险的战略冒险，成则天堂，败则地狱。”

无疑，秦、吴的评论并没有超出乐视商业的现实界面。他们这时候已经看出了某些可疑的行为端倪，从而提出批评，警醒商家和世人。他们不轻易为所谓的“乐视控股七大生态”所震动，或与许多人一样，将乐视当成一个冉冉上升的“商业帝国”。

那篇力挺贾跃亭的文章却说：“人性决定了大多数人都是安于现状，不敢求变，恐惧风险，遇难而退。企业家则相反，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特质正是创新、冒险与执着。而老贾恰恰是中国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作者只说对了一半。以目前乐视被暴露出来的种种表现看，“老贾”够不着那顶耀眼的企业家桂冠，否则，就太对不起中国那些在艰难环境中苦苦挣扎脱颖而出的、为数不多的真正的企业家们了！

什么叫“企业家”？这个似乎已被滥用到极致的概念，使得后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充满了欺骗与诡谲。手握真金白银的企业主，动辄自称“企业家”，并声称在为社会尽责任谋幸福，背后却常常是不讲信誉、尔虞我诈，或消费员工、欺瞒公众，或官商勾兑、腴己肥私。他们可以不顾是否损人利己、祸害公益；或不择手段，成为官场庇护下顺势而为的“红顶商人”，出手大方地掷出一块肥肉让贪腐的官员龇咬着，获益于这种奇特而混杂的体制。悲催在于，这样的不伦不类的权钱互动，却为社会以次充好地批发出大量的所谓“企业家”。然而，他们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吗？

有人曾这样总结中外企业商人之间的差异：欧美日的企业家“将圣经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中国商业模式的概念则是功利主义+权力”。这是一个不争的普遍现象，不仅一开始就败坏了企业的社会人文基础，也最终伤害了市场的良好规则，让许多试图正常发展的企业也颇受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正如被认为是中国“商业思想家”的企业家冯仑先生所揭示的那样：“如果做大的只是三类老板：权钱勾结的、有权贵背景的、有黑社会背景的，那肯定是坏的市场经济。如果发财的都是老实人、简单人，是正常的生意人，那就是好的市场经济。”鉴于官商勾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腐败的财富奇观，中国的市场经济状况堪忧。国家缺乏一个完整的贯通全社会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导致各类货真价实的精英相当稀缺，企业家群体及其企业家精神也要大打折扣。

贾跃亭是企业家吗？被誉为“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企业家是一个社会“创新的灵魂”。中国知名制度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先生也一再强调：现代企业家是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的财富创造者。贾氏身上的确有一种接近企业家的特质——特别能冒险，但他对行业的非理性意淫式的颠覆狂想，他与股东、股民及社会金融体之间的缺乏契约，让乐视好像一支开在“不好的市场经济”土壤中的畸形的花朵。

至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被物质贫困压抑得难以呼吸的中国社会，终于有了被倒逼的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人们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幸福。30余年间，天翻地覆，一种属于生存本能的力量被释放，涌现了一大批创造财富的能人，其中不少堪称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以商业智慧和能力赢得原始积累，遵循创业的基本规律、遵守商家的基本道德，理解并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中最基本的契约精神，在公众社会赢得了货真价实的荣誉和尊敬。

但由于中国复杂的历史与体制，也同时出现了不少带上资本原罪的人物。在中国走出“双轨制”过渡期后，企业家或商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要抓住市场的空间契机就可旱涝保收，但许多企业主仍不满于这种蜗牛生态，四处张望，在资本市场找到了更快捷的积累财富的途径。

于是在西方靠“百年血泪”积累起来的的资本运作模式，被并不成熟的中国市场一夜之间快速消化。短短几年内，从都市到乡镇、从国企到民营，人人都在高谈阔论“资本运作”。在虚拟的盛景面前，实体经济看去一路“挫败”。人们真的以为无需费力和勤奋，就能坐享其成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客观上，以中国现实的条件，无论是金融体系、社会环境、国民素质、经济发展质量等等，都无法支撑大规模疯狂的资本运作。这种资本运作只能让整体社会变得更加趋利浮躁、散淡无序。

“美国苹果乔布斯，中国乐视贾跃亭。”这是一个只要擅长炒作就可兑现“以一持万”的时代。贾跃亭不谓不聪明，他像一个直闯商场的乱世枭雄，或许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力的人。刚刚出发时的贾跃亭，也许是值得期待的满载理想的青年，哪怕是为了去闯荡掘金、改变自己平庸的小城生活，都是天经地义的选择。问题在于，他有商人的手段，而缺乏企业家的智慧，走着走着，就掉进了一个并不隐蔽的陷阱。在一眼望去繁花似锦的北京，贾跃亭或许并不知道“是天堂也是地狱”。他这一路杀来，肯定始终自信所有的白日梦都是正常与真实的，包括他背后的无形的权力支撑。

有消息称，贾跃亭脱身到达美国洛杉矶之后，才宣布辞去乐视董事长一职，并且已预先完成了几十个亿的资金套现与海外转移。他却一面还向他的员工或股民们声称：他是一定会负责任的！而贾跃亭的“跑路”或许还只是刚刚开始，只是“冰山一角”。他现在的状态，正如几年前的秦朔所指：“贾跃亭正站在这样一个双边拔河的正中间，我相信这种撕心裂肺、百身莫赎的痛苦感，可能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是赌徒，还是创业者？如果赌徒有幸，在获得赌本后潜心经营、顽强打拼成就一番业绩而回归正常发展，他或许能成功转化角色成为企业家。在这个尚未完成现代启蒙的社会，许多人都是踩着雷区、冒着危险，将自己悄悄洗白，尤其体现在政、商两界。

感叹中国，实在缺乏可以培育强大健康的、多元富足的思想体系。这是我们之所以容易在众多领域缺少精神支点、缺乏相对准确的路径依赖的深层原因。我们最缺的，不是什么学科学术，也不是各类学者，而是能够提出社会的真实问题和真实的解决方案、并形成与社会互动、同公众共进的思想家。显然，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推进建构一个以大批民营企业家为基石的、成熟的社会中产阶层，那么中国的未来发展就会更加稳健，就会减少结构性的社会风险。

中国一个根本而明显的问题在于对思想创新的持续掣肘。故此，无论在官方民间、体制内外，我们都很难遇见可以超越权力、精于事业、心无旁骛而成就民生与社稷的思想家。洛克、罗尔斯，黑格尔、海德格尔，罗素、福柯，萨特或是离我们最近的哈贝马斯和福山——这样的人物总是与我们无缘，只因我们缺乏思想的孵化器。尽管个体也可以自我催生，但没有可供自由调节的温度和氧气，也难以成熟。

贾跃亭的人生选择出了岔，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的失策或失德。我们必须反思生存价值观念在这个社会的普遍缺失。人们看到的无奈现状是，偌大的社会，却没有形成一个捍卫人类文明价值的明朗而独立的知识界。在权力与财富的诱惑下，到处是利益分赃下的蓬头垢面和人模狗样。一拨又一拨沾屎带尿的官员、商人、文人、学者、艺术家——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国崛起”时刻的“文化繁荣”之一景。因此人们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真伪企业家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困惑。

贾跃亭是中国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也不仅只存在创造金钱财富的企业商界。将各种状况想得复杂一些总有好处，苹果烂了总是要处置的，退一步也许能够进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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