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正式生效，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而在11月5日的泰山论坛暨《巴黎协定》实施研讨会上，多位业界权威人士第一时间解读了《协定》生效后，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即将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会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等多位专家都表示，《协定》生效后，我国为按要求和承诺实现减排目标，需加速调整能源战略，以解决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布局不均衡等问题。

　　减排承诺倒逼制度改革

　　根据《协定》，各缔约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依然须实现绝对减排;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提高减排目标，逐步实现绝对减排或者限排目标;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按照自身特殊情况，编制和通报关于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的战略、计划和行动。最终，按照《协定》安排，各缔约方要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力争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

　　11月4日，国务院还印发了《“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而为达到二氧化碳控排及承诺峰值的目标，《方案》也明确我国要力争在2020年能源体系、产业体系和消费领域低碳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可见，《协定》对我国能源战略加速转型形成的倒逼作用已开始全面释放。而解振华也表示，峰值等自主贡献目标的确定，实际上也为中国建立了质量效益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倒逼机制。

　　“我国虽然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仍只有12%，而欧盟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有1/4的能源消费来自于非化石能源。”而且，解振华表示，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与先进国家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我国环境污染情况仍然比较严重。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建筑、交通、农业、消费等领域节能减排任务仍然艰巨。

　　“十三五”能源结构调整轮廓初显

　　面对巨大的减排压力，能源战略转型究竟路在何方?在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处处长孔涛等多位业界专家的发言中，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低碳城镇化等都成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词。国务院本次公布的《方案》更在首要位置提出，我国要用低碳引领本轮能源革命。其中，关键的能源结构调整的思路在《方案》中占据了较大篇幅。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推进能源结构转型、经济转型的时期，也是加快替代化石能源的关键阶段。”孔涛表示。《方案》明确，我国将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基本形成以低碳能源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的能源发展格局。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比2015年下降1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大型发电集团单位供电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550克二氧化碳/千瓦时以内。

　　而对于传统能源，《方案》明确，我国将继续控制煤炭消费总量，2020年控制在42亿吨左右。推动雾霾严重地区和城市在2017年后继续实现煤炭消费负增长。加快推进居民采暖用煤替代工作，积极推进工业窑炉、采暖锅炉“煤改气”，大力推进天然气、电力替代交通燃油，积极发展天然气发电和分布式能源。在煤基行业和油气开采行业开展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的规模化产业示范，控制煤化工等行业碳排放。积极开发利用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加强放空天然气和油田伴生气回收利用，到2020年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10%左右。

　　传统能源加速挤压市场

　　改革往往都难一帆风顺甚至会伴随巨大的压力，我国能源战略转型亦是如此。孔涛透露，在与其他部门交流时发现，作为包括光伏在内的我国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在我国已悄然开始面临来自火电的新一轮市场压力。

　　“虽然光伏电站在国内的布局速度较快，但问题十分突出，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市场空间受到明显压缩。”孔涛分析，具体来说，上述问题出现的首要原因是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全国用电量持续减少。

　　对此，泰山论坛主席、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提出，我国的能源革命既需要技术革命又需要体系革命，而后者需要从中介体系入手。在他看来，新能源和传统能源衔接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电网这一环节上，供电峰谷差越来越大，电网背负的包袱也越来越大，而新能源发电厂的使用，则加剧了供需峰谷差，尤其是太阳能发电的利用。艾丰直言，“夜间是用电高峰，但是太阳能发电却只能在白天进行光能发电，在时间上无法实现有效衔接，电网压力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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