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赫塔尔在日前举行的“2016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上表示，当前受油价下行、地缘政治变化、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全球能源安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首先，过度依赖石油等传统能源是全球能源安全的长期挑战。亚太地区很多大的经济体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于中东，使亚太地区对石油有过度集中、过度依赖地缘政治地区的风险；东亚石油供给的运输瓶颈来自于马六甲海峡；油价若长期保持低位运行，或导致未来供不应求、价格大幅波动。其次，能源安全政策与气候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十分急迫。

　　阿赫塔尔同时开出了药方。她指出，推动国际能源合作、能源互联互通，有助于能源安全目标的实现，“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针对经济走廊的发展来开展工作，目标包括强化电力跨国界互通，有助于解决区域电力短缺的问题，强化区域能源安全”。此外，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能够减少供给的脆弱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十三五”的能源发展目标是要清洁低碳，建立现代能源体系。郭焦锋指出，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或达到48亿吨标准煤，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约占15%，天然气约占10%，石油约占18%，煤炭占比约57%。

　　在新的国际能源格局下，中国如何看待“能源安全”问题？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郭焦锋进行了专访。

　　“生态安全”是首要目标

　　21世纪：过去十年间，中国业界对于“能源安全”的看法有哪些变化？

　　郭焦锋：中国能源智库在过去十年间对于能源安全的看法有很大变化。以前是把“石油安全”作为能源安全的核心，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在国外加强油气勘探开发、构建四大油气战略通道，以及与中亚、南美、非洲、中东的对外战略合作，都是围绕石油安全展开的。

　　近三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能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基本达成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能源智库在看待能源安全时，已不仅仅局限在“石油安全”，而是更加全面。我们认为，能源安全的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能源供应持续有保障，这是能源安全的底线，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必须能够可持续、有保障地供应。

　　第二，能源价格平稳可承受，也就是说，要让众多的老百姓、企业能以可承受的价格来使用能源。

　　第三，生态环境友好。今后能源开发利用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做到生态环境友好。

　　第四，通道安全可靠。“通道”指的是“能源输送网络”，不仅包括船运、公路运输，还包括网络运输，比如电网、气网、热网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通信与能源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中国今后要加快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推进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深度融合。因此，能源领域中的通信安全和管网安全成为未来能源安全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前两个方面是我们在更关注“石油安全”的阶段老生常谈的问题，而今后我们对能源安全会更全面地重视起来，不仅要考虑“供应安全”和“价格安全”，还要考虑“生态安全”和“通道安全”。

　　21世纪：在你提到的四个方面中，当前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哪个方面？

　　郭焦锋：我认为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生态安全”。因为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还未改变，2015年中国煤炭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64%，还是个“大头”。现在世界范围内提出，要实现全球气候变化的控制目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大气污染等。

　　生态安全要得到扭转和改善，就必须优化能源结构，使煤炭的比重不断降低。为实现目标，中国提出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目标，希望到2020年，将煤炭的占比降到60%以下。

　　所以“生态安全”是当前和今后中国能源工作的中心和关键。中国的能源政策都是围绕“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制定的，比如“推进生态文明”的目标和2013年发布的“大气十条”，其中很大部分是在论述如何优化能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