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搬西建后，沈机集团搬迁到沈阳经济开发区，老旧的工厂全部拆除，建起了现代化的工厂门口摆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台机床”的提示，但这家曾经为共和国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企业，已经风采不在。

　　2016年3月21日下午5点，在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楼里，董事长关锡友刚从一个闭门会上下来，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和北京来的专家、市里领导聊了一下午。关锡友并没有透露会议的更多细节，但脸色有些沉重。近几年东北经济断崖式下滑，沈阳制造业更是重灾区。沈机集团的日子也不好过。

　　“形势不好了就都来把脉，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着国家的战略方向走。咋整?我们也在想办法。除了核心技术实力，啥都白扯。我们需要充分的自主权。”关锡友说。

　　最后一句是东三省很多大国企领导的心里话，只是似乎没几个人会如此公开讲出来。这个说话口吻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辽宁人，已经在这家老国企工作了近30年。关锡友的无奈不无道理，这个曾让一家几辈人为之骄傲的国企，现在正广受诟病。

　　2015年，沈机集团下属上市公司陷入亏损，母公司不得不输血相救。

　　是什么让两三年前还创造了世界第一销售额的企业，一夜之间如此衰落?

　　答案在风中飘摇。

　　城市名片

　　在机床行业，沈机集团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地位难寻其右。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这家企业占了三家，沈阳市因为这家企业的存在而被称为“中国机床之乡”。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很多技术工人，甚至名校大学生都以挤进这家企业为荣。关锡友1988年从上海同济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后来到了沈机集团。他说，最开始他在中捷友谊厂当过5年的工人，车、钻、镗、铣都干过。

　　“我父亲也在机床厂工作，建国之前入厂的，当时，车钳铣是最好的工作。沈阳那时还流传着一句话，‘车钳铣，没法比’。”杨师傅说。杨是一名一线的老工人，1983年，杨师傅子承父业，刚刚19岁就进了机床三厂。

　　在没有东搬西建之前，沈阳的重工企业基本都在铁西区的北二路上。因此这条路也被称为重工一条街。90年代之前，正值北二路的鼎盛时期，马路两侧聚集了机床一厂、机床三厂、锅炉总厂、变压器厂、冶炼厂、重型机器厂等37家大型企业。这时，在沈阳只要提起在北二路上班，就等于抱上了“金饭碗”，虽然工资跟其他企业差不多，但是企业前景好，职工的福利也全，小到手套、肥皂、工作服，大到房子，应有尽有。

　　杨师傅的家到工厂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每天早晨天刚亮，他就跨上自行车，后座绑着铁饭盒带上饭菜，冲向北二路。他回忆，当时由东到西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会把整条大路堵得水泻不通。

　　国家负责统购统销的大背景下，工厂的生产运营细化到每天都有规律与详尽的计划。这个时期沈机集团，更让人羡慕的岗位不是一线工人，而是销售。外界误以为东三省的大国企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销售人员，沈阳第一机床厂高级工程师李晓岩予以否认。他说，销售一直有，“只不过根本不用跑市场而已。都是按照国家调拨的，有的企业实在买不到，就着急找上面的人批条子，有时候我们就会在生产线上给他们挤出来一个。”李晓岩说。

　　在沈机集团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一个其貌不扬农民装扮的人，偷偷摸摸来到车间，工人们以为来找人无人理会。后来这人找到销售，张口就说要买机床，结果被销售一口回绝。

　　来人指着一排排新组建的机床问，“那不是有吗?”

　　“不卖，都是调拨的。”

　　“我拿现金买也不行吗?”说完打开随身带着的公文包，将几捆现金摞在桌上。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

　　计划经济后遗症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市场经济转型的号角。但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计划经济仍然长期支配着东北制造业的发展轨迹。尤其对于机床厂这些生产工业母机的装备制造业企业来说，企业的活动范围和资源配置也都由国家来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沈阳三大机床厂的固定资产净值仅为原值的39%，远低于全国工业平均62.6%的水平，20年以上役龄的设备占50%以上。到1992年，随着我国“拨改贷”、“利改税”等政策的实施，以及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扩大，中国机床企业的生产环境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