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决策者在解决全球层面主要障碍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导致全球经济正在走上一条缓慢增长的轨道。

　　事实上，就当前这种缓慢的状态也很难持续下去，因为对经济的预估缺乏真实性，导致决策者在采取行动时有点力不从心。自2008年以来，通胀调整后，发达国家经济累计增长额仅为5%至6%，中国GDP上升约7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不过，危险的是，一旦中国经济稍微减速，全球增长就会受影响。

　　为了解决金融危机，欧美的政客和政策制定者们使用了老办法：加大借贷和支出，以期启动私人部门的增长，进而带动GDP的增长和政府税收的恢复。货币杠杆化政策共投入了57万亿美元，且中央银行随时可以在必要时开动印钞机来支持支出。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在短期内见效了，因而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应该继续奏效。

　　然而，全球发达国家货币严重扩张的杠杆政策其实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拖延了时间，并没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难题。

　　政客和中央银行家的解决方法要么是通过促进消费来摆脱衰退，要么是通过货币贬值重获出口竞争力和增长。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通过救赎机制只是把私人部门的“痛苦”(过度借贷和过度消费的银行、公司或居民)转移到了政府身上。其结果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占比不断升高。巨额的政府债务在已有的私人部门债务的基础上堆积起来，结果就是，非金融部门债务实际上并没有下降。当私人部门和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后，欧美国家不能公开的减值债务时，机制开始“卡壳”了。

　　一方面，在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前，居民和公司部门不愿意消费，银行不愿意贷款;另一方面，缺乏自制力的政府越来越显得缺乏可信度——即使对于那些获得政府贷款或投资的团体来说。因而经济的复苏停滞了，投资者对于贷款给财务状况不佳的政府要求有更高的收益率。

　　除了杠杆化问题影响经济增长外，长期低利率也推高了资产价格，使得经济表现和基本面出现了分歧。不过，按照当前的局势，低利率政策会持续下去，但是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可能不会持续。这样一来，资产回报率可能会下滑，泡沫被挤掉的同时，资产价格向下调的幅度也会增大。当财富效应逝去以及去杠杆化来临时，消费信心必然会受到影响。

　　全球还面临着严重的投资问题。公共部门的投资比例非常低，已经跌破足以维持强劲增长的水平。公共部门之所以出现投资比例下滑的现象，主要是财政开支限制比较多，而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养老金被一些债务负担拖累也是原因之一。一旦公共部门投资下滑，就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基础。